风险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们如何应对风险、谁来承担成本、谁从中受益，这些都深刻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及其价值观。灾害风险永远无法被完全消除，但可以加以管理和降低，而对风险的评估——先以数据为基础，再进行分析——是负责任地应对风险的第一步。
自1989年以来，每年的10月13日都是国际减灾日；今年，联合国大会将其更名为国际减轻灾害风险日。
在迎来这一新的纪念日之际，世界必须共同承认其在减少所面临灾害数量方面的失败。如今世界上发生的灾害越来越多：据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统计，2018年发生了313起灾害，而1980年为100起，2000年为60起。但世界必须限制使灾害得以发生的风险，并为灾害发生做好准备。
无论我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对灾害负有责任，灾害确实会引起公众关注，因为它们会实际地迫使人们迁移，且大多发生在各自国家的境内。
自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于2008年开始收集此类数据以来，至少有2.65亿人因灾害在国内流离失所——平均每年约2400万人。事实上，这一数字还会更大，因为我们直到2017年才能够量化干旱导致的流离失所情况。
据IDMC报告，2019年上半年，全球近400万人因冲突而背井离乡，700万人因灾害而流离失所。2018年全年，这两项数字分别为1100万和1700万。仅今年5月的热带气旋“法尼”就使印度和孟加拉国近350万人离开家园。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于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IDMC记录显示，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情况涉及190个国家。2018年，美国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仅次于印度、中国和菲律宾。有时这类事件会登上头条——2017年飓风“玛利亚”导致多米尼克近100%的人口流离失所。但更多时候则不然：仅上个月，洪水就迫使塞内加尔和南苏丹各有2000人离开家园，而微小的托巴哥岛也有3人被迫离家。
鉴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生活在易受灾害影响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我们只能预计未来流离失所的人数将会增加。基于十年的历史数据，并考虑到与天气相关灾害的季节性规律，我们估计到年底流离失所的人数可能约为2200万，使2019年成为高于平均水平的一年。
我们了解风险，但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应收集更多着眼于未来并有助于降低风险的数据。
IDMC的灾害流离失所风险模型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种灾害风险进行了评估。其提供的概览标明了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热点地区。不出所料，风险最高的国家是过去十年中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度、中国、孟加拉国、越南和菲律宾面临的风险最高，美国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对准确、及时且可用的数据的探索仍在继续。IDMC于2019年5月发布的报告《灾害流离失所：全球综述》灾害流离失所：全球综述指出了关键的缺口，并提出了填补这些缺口的建议。各国必须明确掌握灾害发生前、发生期间和发生后被疏散或流离失所的人数。
其次，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更智能的数据。
比较两次近期气旋的应对措施：一次基于数据和备灾，另一次则没有。2019年5月的热带气旋“法尼”造成“仅”80人死亡，而其导致的340万流离失所者中，许多人是在预先规划的行动中被转移到安全地带的疏散人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3月的热带气旋“伊代”在莫桑比克造成750多人死亡，并使近50万人流离失所，迁往了完全无力接收他们的地区。
规划至关重要。数据揭示风险，风险推动规划
今年，国际减灾日重点关注《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中的D目标，该目标旨在减少灾害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以及对基本服务的干扰。事实是，我们尚未充分理解基础设施故障如何导致流离失所，也不清楚流离失所如何给生命线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带来额外压力。
引导更多投资流向具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第一步是量化灾害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成本。IDMC的一份报告就境内流离失所的直接经济影响进行了测算，得出全球每年总计130亿美元的数额。报告对主要灾害流离失所事件进行了详细估算，发现在每个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所需的成本都十分可观。
2010年海地地震在2017年之前每年造成1.7亿美元的直接成本，相当于每年占震前国内生产总值的2.6%。2013年菲律宾台风“海燕”引发的流离失所事件仅用六个月就估计造成8.16亿美元的成本。在索马里，2017至2018年间与干旱和洪水相关的流离失所导致累计成本达5.19亿美元，占灾前国内生产总值的5%。
政府的任务是利用这些数据降低风险——这一看似微小的词汇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今年的国际减轻灾害风险日，我们欣见“风险”一词已被纳入该日的名称之中，目的是将风险从方程式中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