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项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当被问及本国面临的重大威胁时，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可能提到全球气候变化。仅有56%的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重大威胁，而受访欧洲人的平均比例为64%。
为何存在这种差异？正如气候数据本身一样，关于公众对气候变化关注程度的数据也“充满噪声”。公众的反应可能因当周新闻报道的内容而异。对这类调查的综述未能找到单一解释来说明公众如何看待气候变化的威胁。
当然，原因有很多。作为一名气候学家，我教授大学课程并就全球气候变化发表公开演讲已有30年。我清楚地看到，过去三十年来，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美国，这种关注如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意识形态影响。
了解事实
是否科学素养会影响人们的回应？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会。事实上，一些调查显示，欧洲人对气候变化成因的科学知识显著多于美国人。
这种知识或许会转化为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感。但与掌握更广泛的科学知识相比，了解气候变化的具体知识更为重要。
一个人的世界观也会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皮尤研究中心另一项近期调查发现，美国人更可能相信自己能掌控命运；他们“往往优先看重个人自由，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重视国家的作用，确保社会上无人陷入困境”。
关于科学素养和世界观各自作用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心理学家索菲·盖伊及其同事认为，了解气候变化的成因会让人们更愿意接受气候变化确实存在，或缓和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形态反对。
与此相反，耶鲁学者丹·卡汉及其同事发现，科学素养最高的人往往会利用这种素养来坚持并证明自己原有的信念——他们将此称为“科学素养的极化效应”。换句话说：“我很聪明，也读过证据，而证据印证了我原先的理解。”气候变化构成一种威胁，不仅威胁个人所在地的环境，也威胁其世界观。
政治立场
仔细观察美国近期的调查回应，最显著且一贯的发现是，政治立场会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在美国，民主党人表示气候变化确实存在的比例始终高于共和党人。只要将“气候变化”换成如今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口号“全球变暖”，这种差异就会进一步扩大。
美国国内两党的分歧远大于美国整体与欧洲之间的差异。欧洲也存在政治分歧，英国和挪威的民意调查显示，政党立场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认知。不过，有一些证据表明，美国共和党在国际保守政党中属于异类。换句话说，与其他国家的保守政党相比，美国共和党人反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态度更为鲜明。
美国强势的两党制或许会导致人们以更二元的方式看待这个议题，这种看法并不能准确反映科学界的立场。社会学家亚伦·麦克赖特及其同事认为，认同政治右翼的美国人比例很高，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不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较少。
弥合分歧
有人认为，政治分歧催生了一个否认和质疑气候变化的产业，扭曲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科学的认知。科学史学家娜奥米·奥雷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在他们的著作《怀疑的商人》中指出，否认气候变化涉及的不只是科学，还涉及个人珍视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否认也可能源于职业文化或个人价值观的差异。
在美国，许多最直言不讳的气候变化质疑者和否认者来自保守派智库，这些机构推崇工业资本主义制度。
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可以用保守派智库和媒体的声音来解释，但由于实行两党制，这些声音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影响力。围绕气候变化的党派冲突，源自一些影响力巨大、资金雄厚的力量；它们对国会、媒体并最终对公众具有重大影响。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国家拥有两个以上的政党，而且可以说，企业的政治影响力较低。
鉴于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政治分歧，要应对这一21世纪的威胁，就需要创造性思维，承认不同的世界观以及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信念”。美国众议院气候解决方案核心小组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