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本世纪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
更具雄心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巴黎协定》相一致，将有助于拯救地球，也将降低死亡率。
研究显示，如果我们减少空气污染、采用更清洁的饮食并增加体育活动，可以避免大量死亡。
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涉及更可持续的做法，将有助于修复地球，也有益于人类。
2008年世界卫生日当天，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宣布，“保护人类健康是气候变化战略的‘底线’”。
世卫组织进一步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本世纪全球最大的健康威胁”。这是因为，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安全、热浪、洪水、风暴、野火、传染病、空气质量、移民、冲突和心理健康——既加剧了现有的健康威胁，也催生了新的健康威胁。
与此同时，一项《柳叶刀》气候变化与健康委员会的研究发现，“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是本世纪全球最大的健康机遇”。许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也有助于应对世界上一些最严峻的健康挑战，即非传染性疾病。
这是个好消息，不仅因为其中蕴含着促进健康的机遇，还因为证据表明，以这种方式阐述气候变化有助于赢得公众对政府采取更有力行动的支持。
更具雄心的气候政策所蕴含的健康机遇，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该研究近期发表于《柳叶刀·星球健康》。我们选取了九个在全球及区域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模拟了如果这些国家实施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气候政策，可能获得的健康收益。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减少空气污染、改善饮食和鼓励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方面所产生的协同效益，每年可在全球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减缓气候变化的健康协同效益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可以在许多方面对公共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重点关注其中三个方面。
首先是减少依赖化石燃料空气污染所避免的污染，即减少在能源领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世卫组织估计，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每年共造成全球700万人死亡。另有一项最新研究估计，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细颗粒物（即“PM2.5”）排放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870万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全球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
第二是更健康的饮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粮食系统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1%至37%。与饮食相关的风险因素，例如高盐摄入以及水果和全谷物摄入不足，也被估计每年导致1100万人死亡每年导致1100万人死亡。减少红肉和乳制品消费的饮食并增加水果、蔬菜、豆类和坚果的摄入，有助于减少农业排放和这一全球健康负担。
第三是更加重视“积极出行”。缺乏身体活动是导致死亡和疾病的另一主要风险因素。高收入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未达到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推广积极出行的政策，例如将步行和骑行作为短途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既可以应对陆路交通排放，也可以增加身体活动。
实现《巴黎协定》的潜在健康效益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模拟了如果九个国家采取符合国际能源署（IEA）“可持续发展情景”（本文称之为“可持续路径情景”（SPS））的气候政策，与截至2019年中期各国现行气候政策相比，2040年每年所能获得的健康效益。
SPS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全球气温升幅有66%的概率控制在1.8摄氏度以内，且无需依赖全球负二氧化碳净排放。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SPS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了“人为源排放与汇清除之间的平衡（即净零排放）”。
与此同时，我们还模拟了饮食和积极出行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样符合SPS。
这九个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南非、英国和美国，其排放量占全球70%以上，人口占全球50%。
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估计，如果提高减排力度以符合《巴黎协定》，到2040年，每年可减少因空气污染导致的118万人死亡、因饮食相关风险因素导致的586万人死亡，以及因缺乏身体活动导致的115万人死亡。
所有国家都将从减少上述各类风险因素中受益，其中饮食变化在各国带来的效益最大。以每10万人口避免的死亡人数计算，就空气污染、饮食和积极出行方面的变化而言，效益最大的国家分别为印度尼西亚、德国和美国。
以下图表展示了这一点，其中显示了在SPS情景（以及第二种情景“HPS”，详见下文）下，九个国家在不同政策调整下每10万人口避免的死亡人数。
首先是空气污染，图表按经济部门划分显示了所避免的死亡人数。
更进一步，我们模拟了如果气候变化议程与公共卫生议程相互协调，并且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将积极的健康成果确立为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目标，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们将其称为“全气候政策健康情景”（HPS）。
下方的第二张图表显示了SPS和HPS情景下，因饮食更健康而避免的死亡人数。图中柱状图按具体的饮食变化进行划分。
在HPS情景下，空气污染方面意味着引入额外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在饮食方面，转向了弹性素食与植物性饮食相结合的模式。在积极出行方面，我们模拟了各国年龄在85岁以下人口中75%以步行或骑行作为主要交通方式的身体活动水平。
与当前路径相比，到2040年，这些进一步的变化可使九个国家每年减少164万人因空气污染相关的死亡、643万人因饮食相关的死亡，以及208万人因缺乏身体活动导致的死亡。
虽然这些变化看起来可能与我们今天的做法大不相同，但它们反映了我们为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并减缓气候变化所需的转变规模。
下方的第三张也是最后一张图表，展示了SPS（粉色柱）和HPS（紫色柱）情景下，因积极交通而避免的死亡人数。
协调健康与气候议程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气候政策与健康政策基本上属于各自独立的领域，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与改善公共健康的工作，在世界各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分别开展。
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卫生行动者于2013年在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齐聚一堂，并发表了“赫尔辛基声明”（PDF）。该声明呼吁采取跨部门的政策方针，“系统地考虑决策的健康影响，寻求协同效应，并避免有害的健康影响，以改善人口健康和健康公平”。这一方针是考量限制全球变暖行动所能带来的健康协同效益的核心。
协调健康与气候变化的政策目标，很可能会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然而，仅靠重新定义问题本身，不足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最新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中，该机构发现，即便美国新政府作出了净零排放承诺，全球气温升幅仍将超过2.5摄氏度。这凸显了脱碳任务的艰巨性，以及立即行动的绝对必要性。政府拖延得越久，避免死亡的进程就会延误得越严重。
挑战
要充分获得积极生活方式和清洁空气所带来的益处，需要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之间进行大量协调，尤其是要为城市空间提供高质量的步行和骑行路线以及便捷的公共交通。
新冠疫情以及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封锁措施，凸显了我们大部分建成环境的不足。城市空间缺乏绿地，农村地区则仍然高度依赖汽车。
社会不平等加剧了这些问题，低收入社区面临更高的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并且较难获得灵活性，而高收入群体则可以凭借这种灵活性在污染水平较低的地区远程工作。
在应对饮食改变时，也会遇到相关挑战，原因在于经济和社会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营养缺乏的饮食而面临最大健康风险的群体缺乏实现实质性改变的经济条件。
这种模式既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将需要来自富裕国家的大量资金支持），也出现在英国等较富裕的国家内部，在那里，不良饮食导致了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社区中预期寿命大幅降低的部分原因。
在英国，针对这一问题的行动采取了国家食品战略的形式，其目标是提供“安全、健康、价格合理的食品，不论人们居住在何处或收入多少”。初步咨询的结果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但食品相关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的紧迫性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回应，仍有待观察。
随着世界准备在11月举行的COP26气候峰会上齐聚一堂，显然，各国政府需要作出进一步努力，才能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更有力的气候政策，可以在当下及本世纪持续期间，造福每个国家的人口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