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必须以政府强有力且全面的政策制定为支撑。
关键在于制定更具体的国家自主贡献，而COP26之年正是落实这一目标的时机。
最早的汽车于1880年代问世，价格昂贵、属于小众产品，仅为富人所用。不到30年，福特Model T便投入量产。这使美国拥有汽车的家庭数量从1918年的8%增至1928年的60%，并推动了电气化、郊区化、电影院、购物中心、精密广告等诸多领域的普及。
这不是线性增长，而是指数级增长。纵观历史，从马车到汽车，或从真空管到晶体管，此类情形屡见不鲜，每一次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运作方式。我们向零碳能源系统迈进的进程也不会例外。
正如支持企业的政策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并催生了Model T等创新一样（顺便一提，这发生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后），清洁能源转型也必须以全面的政府政策为支撑。
关键在于提高各国在《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具体程度，明确各行业将如何以及何时实现零排放，并让所有经济行为体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能源脱碳的益处远不止于各行业本身，还涵盖健康、就业、教育、平等和自然保护。而为此付出的努力，也同样如此。
今年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在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气候峰会之前，届时所有国家都必须提高其国家自主贡献。作为第一步，各国政府必须促使能源、气候、交通、卫生等部门的部长围绕同一目标齐心协力：实现零碳能源。随后，部长们便可使其政策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保持一致，并着手加以实施。
能源转型统计数据
能源行业已在引领向零排放迈进，汽车、电力和照明行业取得了突破，价格也迅速下降。在全球范围内，道路上的电动汽车数量已从2010年的17,000辆增至如今的720多万辆。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从2001年的290兆瓦增长至2020年的近127,000兆瓦。LED灯泡在照明市场中的占比已从2010年的1%增至2020年预计的69%，并将在2025年接近100%。
即便在政府行动滞后的地区，这一增长仍在发生。但若由政策引领，增长会更快。中国道路上已有42万辆电动公交车，这得益于北京对空气污染的治理行动。挪威去年成为首个电动汽车销量超过汽油、柴油和混合动力汽车总和的国家，这得益于奥斯陆设定的目标：到2025年停止销售内燃机汽车。
全社会的转型
这些进展推动了全社会的转型。它们创造了高薪就业机会、减少过早死亡，通过减少空气污染，并为农村地区带来负担得起的能源，使人们能够冷藏农产品或药品，让孩子们在日落后借助灯光学习。
然而，要达到所需的速度和规模，需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倡导的的“包容、网络化的多边主义”。政治领导人提出的雄心越大，企业、投资者、城市和地区便越受挑战而需加快推进。他们走得越远，政府便越能提高其目标，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个雄心的良性循环。马拉喀什伙伴关系的“气候行动路径”、“Mission Possible Partnership”以及“Race to Zero Breakthroughs”等平台，正在推动这种竞争前合作，从而降低能源转型的风险。气候行动路径、Mission Possible Partnership以及Race to Zero Breakthroughs，正在推动这种竞争前合作，降低能源转型的风险。
即便在COVID-19带来的健康与经济危机之中，能源转型的势头仍在增强。高排放国家纷纷设定了净零排放目标：中国为2060年，欧盟、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和南非则为2050年。
英国的新国家自主贡献植根于一项计划，即绿色工业革命，该计划将在本十年内创造25万个英国就业岗位。到2030年，伦敦计划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汽车，实现50吉瓦的绿色氢气生产能力，并将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翻两番，此外还有其他计划。
南非提出的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新目标，有一项战略作为支撑：将目前约90%的燃煤发电量削减至2030年的46%和2050年的30%，同时扩大风能、太阳能和水电。这一目标未能达到《巴黎协定》的要求，但在COVID-19高感染率造成严重经济冲击的背景下，这一雄心仍值得赞许。
然而，能源转型更大的迹象正来自私营部门。国际航空集团和寰宇一家联盟在设定净零目标方面领先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通用汽车的目标是在204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呼吁美国政府制定全国性的零排放汽车计划。雀巢计划通过支持向再生农业转型和种植数亿棵树木，到2030年将其排放量减半。
政策制定对能源转型的影响
政府政策将有助于实现这些雄心，并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持续加大力度。国家自主贡献可通过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为碳定价、将投资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车辆以及遏制森林砍伐来推动脱碳，正如国家自主贡献伙伴关系所建议的那样。正如城市转型联盟所指出的，投资城市（包括低碳建筑和交通、可再生能源电力及绿色空间）也将同时增强各国在COVID-19之后的复苏能力以及对《巴黎协定》的贡献。
当然，所有这些政策都必须支撑通往健康、有韧性的零排放世界竞赛中的两大支柱：公正转型和自然再生。
我们知道，能源转型将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些工作岗位必须在工人和社区依赖化石燃料的地方提供。公正转型是一项地方性挑战，政治和商业领袖应当如此看待。
我们还知道，大幅削减排放只能使我们在实现更高水平的健康与韧性方面迈出部分步伐；我们必须同时实现自然再生。通过改革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并重视可持续地工作和生活，而非破坏自然，各国政府可以恢复人类与其最“宝贵的资产”之间的关系，正如《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论》所阐明的那样。《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论》所阐明的那样。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是由我们过去的突破所塑造的——从Model T的装配线到移动电话在此前未联网的农村地区的普及。只要政府确保全社会共同参与，此类突破将继续推动我们迈向更安全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