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首个地球日以来，在谈判和制定气候目标方面进展缓慢。
当前气候谈判需要向代表性不足群体的新观点敞开大门。
要充分发挥纠正不平等举措的潜力，就必须采取代际视角。
今天，我们庆祝全球第52个地球日——地球日创立于1970年，当时公众日益担忧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首个地球日当天，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约占当时人口的10%，以推动重大社会和政策变革，并为联合国首次“地球峰会”铺平道路。峰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50年前，抗议者就认识到一场全球危机即将来临。令人惊讶的是，世界领导人历经数代，才显现出真正采取行动的迹象：
用了20年，联合国才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2年），承认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GHG）排放浓度上升，并承诺应对气候危机。
又过了五年，世界才就《京都议定书》（1997年）达成一致，通过为发达国家设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将这一承诺“付诸实施”。即便如此，目标也直到八年后的2005年才生效；那时，世界领导人承诺采取集体行动减少排放，已过去十多年。
又过了10年（2015年），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才得以达成。该协定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C以内”（超过这一限度将发生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并要求各国承诺提交国家自主贡献，阐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步骤。
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和制定目标，竟耗费数十年，这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最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我们预防不可逆转气候损害的“机会窗口正在收窄”。换言之，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尽管已有新兴举措致力于加快技术发展、推动创新解决方案和建立关键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气候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可能最重要、目前进展也最缓慢的变革机制：立法和谈判进程。
决策中的多元性
我们都认同，在决策场合实现多元化有其伦理依据。但近期研究提供的发现，让这一理由更具说服力：多元团队采用包容性流程，能够做出更好、更快的决策。事实上，研究发现，对企业而言，包容性团队有高达87%的概率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决策速度快一倍、会议次数减半，成果也提升60%。
试想，将这样的架构用于改善气候谈判的决策流程，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扩大气候变化谈判多元性的一个重大障碍，是参与所需的经济成本。例如，联合国为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23届缔约方大会（COP23）建议的每日生活津贴略高于每天280美元。这意味着，在为期两周多的谈判期间，每位代表至少需要4000美元（不包括国际旅费）。
这一财政障碍可能加剧现有的全球不平等。例如，46个最不发达国家（LDC）仍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其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必须依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和国际捐助方的支持为代表团提供资金。因此，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团的规模远小于其他代表团，有些代表团仅有三名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助的谈判代表。此外，公约谈判会议常常同时举行（且持续整夜），导致最不发达国家无法派代表亲身出席所有谈判，而谈判代表往往还要同时奔走于多个谈判议题。
不过，已经取得积极进展。2001年，最不发达国家成立了最不发达国家集团，这是一个谈判集团，旨在确保这些国家的利益在所有谈判议题中都得到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也提供资金、能力建设和后勤支持，以扩大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但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2011年至2015年间，最不发达国家谈判代表人数并未增加。对于低收入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及其他国家而言，谈判仍是一个“不平等的竞技场”，而谈判成果“远不足以匹配我们所面临危机的规模”。
以包容促行动
最不发达国家并非唯一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在第18届缔约方大会（COP18）上，各国同意，所有缔约方都需要进一步努力，提高妇女参与谈判的程度。
由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EDO）实施的女性代表基金旨在通过资助女性代表的旅费和生活费用来弥补这一差距。截至目前，该基金已支持来自67个国家的143名女性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34场会议，共计378次行程。全球范围内也出现了成效迹象——《2021年性别构成报告》显示，在最近一次收集到数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女性代表占49%。
然而，到场并不意味着能够有意义地参与。第25届缔约方大会（COP25）之后，《利马性别问题工作方案及其性别行动计划》发布的一项案例研究发现，尽管男性约占登记政府代表的一半，但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缔约方代表中，男性占60%；在所有缔约方参加的会议中，男性发言时间占74%。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采取哪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包容意味着既要优先保障出席，也要重视参与。但多边谈判高度复杂，要有效参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技能和判断力。为确保有意义的参与，代表必须具备有效贡献所需的条件。如果不了解历史背景和制度细节——包括如何浏览网站、理解缩略语和遵循议事规则——也不具备起草并发表发言所需的社交和技术技能，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有效说服他人并施加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女性代表基金都提供实质性的培训与技能建设项目，帮助参与者掌握所需工具，以举牌申请发言，并有力地为本国优先事项进行倡导。两家机构分享的反馈显示，参与者确实感到自己更有能力参与其中，不过这些举措对谈判成果的直接影响尚未显现。
以代际规划未来
在努力纠正当前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域和性别不平等时，我们也应从代际视角审视相关举措。
尽管年轻人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在COP25出席的谈判代表中，他们仅占25%。正如全球抗议活动和社交媒体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年轻人对自己将要继承的地球日益感到失望。
用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的话来说：“年轻人也必须参与其中——作为自己未来的设计者，而不是接受长者决策的对象。坦率地说，长者在许多关键方面辜负了他们。”
今天，在地球日这一天，由气候青年谈判代表计划与未来领袖网络合作推出的项目，将在EarthX全球青年峰会上启动。该计划在以往干预举措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旨在通过（1）能力建设、（2）代际学习以及（3）同伴与合作者社群，支持各国代表团中的青年谈判代表。还将为来自最不发达国家、SDIS及其他地区的青年谈判代表提供额外的旅费和生活补助。
转变思维方式
尽管世界领导人宣称，“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我们仍未能在决策桌上为关键声音留出空间。
要设计出真正实现全球雄心的谈判机制，就必须投入资源支持包容、多元和能力建设，确保代表性不足的声音得到倾听，并推动决策更加及时、公平和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