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主任詹妮弗·摩根认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将决定气候变化行动。
• 人们和地球的福祉日益受到重视，短期利润驱动正因此受到挑战。
• 政府和民间团体当前的选择可能决定未来走向。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疫情得到控制后，将如何影响气候危机——另一场全球系统性事件，其潜在影响可能深远得多。
科学界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开展合作，加上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让人们寄望于环境领域也能实现同样的团结——这种团结在近期气候谈判中一直难以实现。随着油价有史以来首次跌至负值，这会不会成为世界最终承诺发展清洁能源的契机？
环保人士，例如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国际执行主任詹妮弗·摩根，希望这场疫情能成为转折点，而不是让既得利益者重新抬头，继续阻挠向更绿色经济转型。
在这次访谈中，她谈到，新冠疫情后重启世界经济与采用更可持续的商业方式并非相互冲突的目标；她还谈到，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临近之际，她看到了一些切实的希望迹象。
你认为我们开始走出这场疫情后，气候行动会如何发展？
气候紧急状况并未消失。它仍然切实地影响着我们。虽然我们必须优先应对新冠疫情，但也必须共同思考，创造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
应对疫情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继续向前，因为疫情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很快结束。很多事情取决于世界各国和各国政府如何应对疫情，如何协作合作以保护地球上最脆弱的人群，以及如何推动复苏。复苏能否实现，还是局势会倒退，将对我们能否有机会应对气候紧急状况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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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将竞相恢复运营，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石油和天然气也将变得前所未有地便宜。我们真的还能期待在气候行动上取得进展吗？
我认为可以。看看世界将如何通过正在制定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复苏计划作出回应，就会发现一个机会：将这些资金直接投入能够加快脱碳进程的就业岗位。
我们有机会在短期内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同时规划不同的未来，但这取决于政府是倾听民众还是污染者的声音，也取决于造成问题的企业（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转向新经济）是否会进一步朝这个方向迈进。
你是否看到确凿证据，表明某些行业或领域正在采取具体措施，让世界变得更绿色、更健康？
有几个例子。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项计划，将17亿加元投入废弃油井的清理工作，并提供资金贷款以资助减少甲烷排放。新西兰政府提出了一项有力的初步计划，我们预计该计划将在5月与一项新计划挂钩，后者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推动经济实现零碳。丹麦刚刚宣布，不会向在避税天堂设有实体的公司提供国家援助。我们还听到欧盟委员会和多个欧洲国家表示，他们将继续推进《欧洲绿色协议》，但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对韩国非常乐观。在那里，选举前出现了由民众推动的运动，促使主要政党将《绿色新政》和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经济纳入竞选纲领。在韩国胜选的政党获得了极高的投票率，并已对此表示支持。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一目标变为现实。
你认为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能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吗？
当然。我认为各方有巨大的合作机会[政府之间]，也应承担起责任，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发达国家正在积累应对疫情的知识，应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问世后，也应作为全球共同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共享，而不应由某个政府或企业独占和控制。
企业有机会真正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企业从过去吸取了教训，应抓住机会，创造更具循环性、实现零碳的经济，让企业获利，也造福民众。
青年运动仍在持续。在大多数国家，年轻人正携手合作，因为他们知道年长、较为脆弱的人群面临风险。政府必须确保倾听青年运动的诉求，我认为本周世界地球日之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相关行动。
你认为我们应该优先关注哪些具体企业或行业？是能源类型、交通运输，还是食品生产方式？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系统。因此，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转变思维，不仅要考虑自己开什么车，更要思考什么样的交通出行系统能以安全的方式推动人们前行？既能保障人们免受疫情威胁，也能实现可持续？什么样的电力系统能让人人用上电，同时减少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决策者正更多地考虑人们的福祉，并认真看待这些指标，至少与短期经济增长同等重要；过去，政策主要由短期经济增长驱动。
你看到哪些公司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吗？
目前还没有。我看到的负面例子居多，比如航空业正在设法获得资金；加拿大的焦油砂和油砂行业；以及试图阻止环境监管的汽车公司。我认为，非政府组织、民众和政府必须追究这些公司的责任，并坚持既定方向。人们会关注并期待企业展现这样的领导力。
从气候议程来看，新冠疫情危机中有数百万人失去工作，他们可能会更加专注于重启经济。曾经有余裕担心气候变化的这些人，现在还在乎气候变化吗？
我认为你的问题包含几个方面。首先，我要说，应对气候变化并非奢侈之举。应对气候变化关乎生死，也会给人们带来重大经济影响，例如遭受干旱的农民，尤其是因极端天气事件而身处险境的人们。
这些问题正在发生。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让人们重返原来的工作岗位，或者为他们创造公正转型的机会，让他们接受培训并转到其他岗位。政府资金需要投入到人身上，以创造长期就业岗位。我们有机会逐步帮助从事这类工作的煤矿工人转到其他工作岗位。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需要统筹考虑这些问题。
你看到现实中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证据了吗？
我认为有。在欧盟的一些地区，《欧洲绿色协议》需要通过更多社会措施进一步加强。公正转型基金是《绿色协议》的一部分，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当前发生的动荡以及因此遭受苦难的人们之所以承受这些，是因为我们的体系优先为少数大型企业创造财富，而非保障所有人的福祉。
现在是退后一步、认真反思的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如今的世界已不同于当时。我对秘书长在多个方面展现的领导力感到鼓舞，但我们需要退后一步，审视联合国成立75周年，并思考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改变？
世界经济论坛对此也肩负重大责任，应推动重启，并思考如何为人类和地球创造福祉。
面对新冠疫情，世界迅速应对，展现出惊人的团结。你认为这说明我们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吗？
这说明，只要我们倾听科学、了解利害关系，并清楚知道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就能应对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关于气候变化，我们知道问题是什么，也知道哪些人正受到影响。我们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
关键是把人类和地球的健康放在首位。应对新冠疫情时做到了这一点，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没有，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化石燃料利益集团和大型工业化农业利益集团希望维持现状。有些既得利益者想让自身健康凌驾于人类和地球的健康之上。这场危机和疫情让我们认识到，转变是可能的，确实做得到。但我们必须按照科学依据和民众需求采取行动。
下周，世界各地的环境部长将在线参加彼得斯堡气候对话。能否介绍一下这次会议，以及它如何为COP26制定议程？
彼得斯堡气候对话已经举办多年。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与其他领导人创立了这一对话。每年，他们都会召集各国部长，默克尔总理发表讲话，大家共同讨论如何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或如何处理各自经济体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绝佳时机，让各位部长把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建设有韧性的社会、应对疫情和正在发生的气候影响，以及他们可以在复苏计划中做些什么，从而实现更好的重建。
如果他们投资可再生能源，并建设相关系统，让公共交通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电动汽车，就会减少排放，也有助于他们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我认为，这正是他们下周需要讨论的内容。
默克尔总理过去一直是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军人物，如今她在应对疫情方面的领导力也受到认可。她有机会把这些议题联系起来。我希望她的讲话能给许多人带来希望，帮助人们看清这些不同方面如何相互关联。我认为她可以为世界树立标杆。
听起来COP26将推迟到明年年初举行。它被视为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危机合作的最后机会。你希望这次峰会取得什么成果？
原本计划投入2020年这届缔约方大会的所有精力，如今都应投入到建设我们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更好体系中。这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各国政府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作出的决定，将决定国际气候合作能否奏效。因此，我希望眼下发生的变化——建立更加注重福祉的社会和经济，让环境、健康和科学发挥更大作用，而非由化石燃料公司的短期利润主导——能够推动我们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明年各国部长聚首时，他们可以回顾我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可以庆祝自己成功把握这一时刻，将各个方面结合起来，引领我们走向所有人都向往的世界——一个更加稳定、更安全、更公平的世界。
当今世界有两种不同愿景：一种强调适者生存、竞争和维护国家边界；另一种强调国际合作、共享，以及照顾最脆弱的人群。我们现在就应开始践行后一种愿景，并延续到明年。
越来越多此类环境峰会在线上举行。你认为这种线上会议方式是好事，还是让所有人聚在同一间屋子里更有效？
总的来说，虚拟会议取得了很大进步。如今的实践表明，只要视频会议质量良好，线上就能完成很多工作，人们不必坐飞机或开车出行。当然，有时人们仍需要聚在一起解决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大幅减少会议数量。
如果COP26明年在格拉斯哥举行，你会去吗？会怎么去？
嗯，我很可能会去。会议在英国举行，所以我会坐火车。我很幸运生活在欧洲，这里的铁路系统不错。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投资类型，而且这类投资也需要延伸到农村地区。火车数量和车厢空间也必须充足，确保人们能够安全出行，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