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乎生存的重大挑战。这一挑战波及所有地区，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尤其严重。
如果不采取碳定价等减缓措施，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4°C，冰盖崩塌、低洼岛国被淹、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气候变暖失控等风险将不断加剧且不可逆转。
气候变暖也可能导致大量物种灭绝风险上升、疾病传播、粮食安全受到损害，以及可再生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减少。
好消息是，这一紧迫威胁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多边应对行动。总计有190个缔约方为2015年《巴黎协定》提交了气候战略，几乎所有战略都包含某种形式的减缓承诺。现在应当务实思考如何实现这些承诺。
有效碳定价的必要性
人们日益形成共识：碳定价——对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其排放收费——是最有效的单一减缓工具。它能广泛激励各方减少能源消费、使用更清洁的燃料并调动私人资金。
碳定价还能带来亟需的收入。这些收入应当用于调整公共财政方向，以支持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最佳做法因国家而异。在一些情况下，这意味着投资于民生和基础设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意味着削减妨碍就业激励和经济增长的税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新报告探讨了如何运用碳定价来履行《巴黎协定》下的二氧化碳减排承诺。各国的承诺及实现承诺所需的碳价各不相同；报告考察了每吨35美元和70美元的碳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对于G20国家而言，每吨碳价大幅低于35美元就足以实现承诺；这些国家合计占全球排放量的五分之四。中国和印度等G20主要成员国也同样如此。
每吨35美元的碳价虽会使煤价大致翻倍，但只会使道路燃料的泵价上涨约5%至7%。然而，对于一些承诺更为雄心勃勃的国家，即使每吨70美元的碳价也不足以达到所需水平。
然而，即使当前承诺全部兑现，预计也只能将气候变暖控制在仍相当惊人的3°C，而非《巴黎协定》设定的1.5至2°C目标。要实现2°C目标，到2030年就必须将排放量削减约三分之一，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每吨约70美元的碳价。
扩大碳定价机制
碳定价已迈出第一步，目前已有五十多个碳税和排放交易体系在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层级运行。不过，前路显然仍然艰难，因为全球平均碳价仅为每吨2美元。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碳定价在政治上可能极具挑战性。来自各地的事件都提醒着我们这一点。因此，全面管理这一进程至关重要。通常，这需要逐步实施碳定价，并明确说明相关收入的用途。收入用途则必须兼顾分配、效率和政治方面的考量。
但即使在这些理想条件下，我们也可能需要其他工具来强化碳定价，甚至取而代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利用一种工具，量化了多种替代减缓工具对135个国家排放、财政和经济的影响，并展示了相关权衡。一种可行的方法是，以收支中性的税收补贴方案配合碳定价，为更清洁的发电、转向更清洁的车辆和提高能源效率提供额外激励，从而避免在政治上难以推动的燃料涨价。
在国际层面，可以通过大型排放国之间自愿安排碳价下限来加强《巴黎协定》进程，从而提升行动力度。碳价下限既能确保参与方达到最低减缓力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竞争力受损的担忧。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接受更高的最低碳价要求，承担更大的减缓责任。该机制还可以灵活设计，以适应各国国情和政策。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乎生存的重大挑战。
改革能源补贴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化石燃料能源使用造成的损害并不局限于气候变化。它还会导致当地空气污染相关死亡，以及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
鉴于这些原因，即使暂且不考虑气候问题，许多国家目前的能源定价也存在偏差。
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工作论文估算，因能源供应和环境成本定价过低而形成的全球化石燃料能源补贴在2017年高达5.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5%，与我们的此前估算大致相同。碳价改革带来的许多益处体现在本地，因此各国能够改善自身福祉，同时助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一个重要结论是，团结互助符合自身利益。
几乎所有从事气候议题工作的人原则上都已接受能源和碳定价改革的理念。各国财政部认识到自身责任后，需要灵活把握机会，制定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同时顾及政治和分配方面的限制，并设计和完善相应工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良好实践将不断涌现并发展，对其他方面产生催化作用。全球变暖可控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因此碳定价任务的紧迫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每个人、每个机构、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