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 2022年，与会代表敦促各国从承诺转向气候行动。
埃及国际合作部长拉尼娅·马沙特表示，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COP27召开前夕，埃及正在放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在下一届气候峰会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前，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博尔格·布伦德召集专家小组参加了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 2022年会议，评估全球应对危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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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地缘经济学——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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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格·布伦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纽约早上好。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发展会议的首场活动，恰逢联合国大会周举行，因此我们自然会聚焦气候变化。
联合国在本周活动召开前郑重强调，现在真的是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关注原因。我认为，现在该认真关注如何行动了。但每天都有事情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并非下一代、孙辈或子女将来才会面对的问题。它正在此时此地发生，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
昨天，我们看到毁灭性的飓风“菲奥娜”正在袭击波多黎各。这只是数百个例子之一，表明不采取行动的代价远远高于采取行动的代价。
今天早上，我们请到了一组优秀嘉宾，为本次会议拉开序幕。首先是埃及国际合作部长拉尼娅·马沙特部长；芬兰发展合作与对外贸易部长维勒·斯金纳里部长；全球最大化肥企业之一雅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韦因·托雷·霍尔塞特；以及贝索斯地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安德鲁·斯蒂尔。该基金是致力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基金之一，也广泛关注基于自然的议程。
我们也知道，正如演示视频中强调的那样，COP26在格拉斯哥举行，我们现在将前往埃及，在11月于沙姆沙伊赫参加COP27。埃及已经提出了非常积极主动的议程。部长，我记得您甚至说过，现在我们需要从承诺转向落实。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各方越来越少相互沟通，您将如何确保这一点实现？
拉尼娅·马沙特，埃及国际合作部长：非常感谢您，博尔格。很高兴来到这里。正如您所说，气候议程绝对是所有国家的首要重点。我们正走出一场双重危机。刚刚经历了新冠疫情，各国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现在又面临气候问题。正如刚才播放的视频所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每个人的责任。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参与其中。政府要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在提供资金方面要发挥作用，慈善事业也要发挥作用，同时还要提高公民意识。
从承诺到落实
拉尼娅·马沙特：当我们说要从承诺转向落实时，格拉斯哥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各方作出了许多承诺，而且私营部门首次作出了力度很大的承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确保这些承诺在最需要的国家落地？
资金分配确实存在鸿沟。纵观气候融资格局，我们发现资金明显倾向发达国家，而最需要资金以推动发展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努力铺路，探讨如何帮助不同国家推进可执行的项目，并向各方展示可以落实的项目。这样就能打破“各国还没有准备好项目”以及“资本不知道投向何处”的说法，并尝试寻找创新的融资工具。
慈善事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多边开发银行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能够为私营部门降低风险。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粮食安全，这与从承诺到落实密切相关。欧洲正在发生的情况让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粮食安全不只是某个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因此，本届缔约方大会也聚焦适应项目。这两点是COP27的重点；二十国集团峰会和COP27都将在全球南方举行——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埃及沙姆沙伊赫——并再次努力扩大来自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声音。
博尔格·布伦德：我想，兑现哥本哈根会议上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至关重要。这一点此前已经提到，当然也在COP26上讨论过。我们目前究竟进展如何？缺口有多大？有人说缺口是300亿美元，也有人说更多或更少。
拉尼娅·马沙特：数据至关重要，因此经合组织等机构会开展核算。我们所知道的是，实际金额肯定不到1000亿美元。再看资金在不同地区的分布，非洲获得的最少，尽管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对气候危机的贡献却最小。
回顾格拉斯哥会议时，大家的雄心都远超1000亿美元，我们听到了数万亿美元的承诺，也听到不同参与方提出数万亿美元。关键在于，无论是数十亿还是数万亿美元，我们如何确保资金流向实地项目？因此，埃及担任主席国期间在不同地区举办了多场圆桌会议，基本目标是整理一份可投资项目清单，提交给作出承诺的各方，并告诉他们：“项目就在这里。让我们共同探讨如何开始落实，包括适应和粮食安全项目。”
博尔格·布伦德：谢谢。我们稍后会再谈适应问题。我想就适应作一个简短的追问。安德鲁·斯蒂尔，我们谈了很多减缓，现在也在谈适应。这是否说明我们在减缓方面没有取得成功？您是否支持现在更加关注适应？
贝索斯地球基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斯蒂尔：哦，是的。听我说。顺便首先感谢博尔格·布伦德为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一切。我们每年都期待这项活动，它已经成为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活动。非常感谢。
气候变化就在眼前，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减缓和适应两方面都必须努力。长期以来，我们被一种想法麻痹了，觉得或许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不必关注适应。如果关注适应，就等于承认我们失败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世界贫困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人蒙羞，世界各地贫困人口所遭受的一切也令人蒙羞。我们都知道，贫困人口并非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承受着最严重的后果。现在该拿出我们的资源、政治力量和资金，兑现我们说过的话了。
博尔格·布伦德：谢谢你，安德鲁，也感谢你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现在请芬兰部长维勒·斯金纳里发言。我们知道，欧洲正在努力应对一个棘手难题：欧洲对绿色转型雄心很大，但如今也正处于一场严重的能源危机之中。如何处理短期能源安全和供应问题，同时又不因噎废食，也就是不放弃绿色转型？
芬兰发展合作与对外贸易部长维勒·斯金纳里：首先，我也要表示感谢。很高兴来到纽约。作为欧洲部长和北欧部长，我首先想强调：是的，欧洲存在供应危机，但与此同时，我们为绿色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做了很多努力，像芬兰这样的国家也包括核能。
各国情况各不相同，欧洲并非铁板一块。北欧国家通过建立共同电力市场走在了前面。但您说得完全正确，与其只反思欧洲做错了什么，我们确实必须加快步伐，在欧洲层面迅速行动——无论是能源供应基础设施、跨境合作，还是欧盟27国之间的合作。当然，对芬兰这样的国家来说，我们显然需要规模化，也需要范围经济，才能成为世界上的强大经济体。
作为欧洲人，我们也确实希望落实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作出承诺、提供资金。
芬兰政府发展合作与对外贸易内政部长维勒·斯金纳里
但正如我的埃及同事所说，我们必须落实。我认为一切关键都在落实，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系统层面的整体方法。即使在欧洲，现在也必须真正弄清楚如何推进电气化和数字化，绿色转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何让民众参与进来，如何纳入当地居民。
当然，以COP27或格拉斯哥会议为例，作为欧洲人，我们确实希望落实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作出承诺、提供资金。我在纽约要传达的信息是，现在确实到了理解系统层面变革需求的时候，无论是发展合作还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过去几年里，人们谈了很多，总在说我们在这方面、那方面做了很多。但最不发达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解决方案，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我认为，今天和明天在纽约，我们必须以解决方案为导向，这非常重要，而不能只谈资金和承诺；我们也必须坦诚，官方发展援助[ODA]并不足够。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还必须调动私人资金用于适应，目前这部分资金只有3%。我们还要审视减缓工作——在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方面，我们的做法是否足够全面？作为芬兰人，我可以确切地说，要成功实现绿色转型，也需要数字化。换言之，我们必须有战略性、全面考虑，还需要地方层面的认可，也需要建立信任的政企合作方式。COP27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我们能取得更好的进展。
粮食安全领域的全球合作
我认为，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情况，以及冲突造成的后果，迟早都会因气候变化而冲击粮食系统。
雅苒国际首席执行官斯韦因·托雷·霍尔塞特
博尔格·布伦德：非常感谢您，部长。霍尔塞特先生，我们正面临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胀加剧和战争，这些都同时发生。我们知道，农作物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粮食价格曾大幅上涨，虽已有所稳定，但未来几年要确保提高作物产量，我们在短期和中期需要采取什么策略？
雅苒国际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韦因·托雷·霍尔塞特：首先，感谢您邀请我来这里，博尔格；感谢您的领导，也感谢世界经济论坛召集各方，讨论并探讨解决方案。
确实，粮食系统目前正经历极端局面。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能够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生产更多粮食，但这种情况几年前发生了变化。正如您所说，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暴露了粮食系统的脆弱性。它确实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系统，供应链十分复杂，也比我们此前认为的更容易受到干扰；如今我们身处危机之中，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正在严重影响乌克兰的粮食生产。乌克兰是粮食生产强国。如今农田面积减少，船只滞留港口，导致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俄罗斯在粮食系统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既是化肥和粮食生产国，也是欧洲的能源供应方，间接影响粮食系统。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为了获取能量。能源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也会上涨。这些因素确实彼此相连。
我认为，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情况，以及冲突造成的后果，迟早都会因气候变化而冲击粮食系统。正如开场影片所说，没有人比农民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也在田间与农民一起工作，了解天气对他们的影响。看看如今中国创纪录的干旱、欧洲南部的旱情、巴基斯坦的洪水，以及北美和印度本生长季创纪录的高温。这一切都在影响生产力，而农业也属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31%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农业，因此解决方案也在其中。那么短期内该怎么办？我认为，短期内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产品流动起来，为粮食运出乌克兰开辟安全通道，并妥善处理化肥，使其不受冲突影响，能够送达农民手中。否则，作物产量就会大幅下降。如果不施化肥，第一季的产量可能下降多达50%。短期内，我们需要让产品供应恢复流通。长期或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耕作方式，采用再生农业。
本周末，我与来自巴西和美国的五位农民共度时光；我看到了再生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护土壤，同时维持合理产量，是可行的。我也听到小组其他成员提到了技术。让我们把这些付诸行动，从承诺真正转向行动。粮食系统不需要新的创新，也不需要奇迹。所需的要素都已具备，关键是落实并付诸实践。
博尔格·布伦德：我想，许多观众可能都在思考以下问题：如果乌克兰战争持续，全球两极分化也持续，您是否担心短期和中期内世界会出现粮食危机，甚至发生饥荒？例如，过去几个月小麦价格确实有所回落。请简短回答一下？
斯韦因·托雷·霍尔塞特：我们正处于粮食危机之中。如果有母亲和父亲因为食品价格上涨而无法养活孩子，这就是危机。我们该如何减轻这种危机？
是的，粮食价格已从最初的高峰回落，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变化与金融交易有关。昨天我和一位[无法辨认]在一起，她相当清楚地解释了其中有多少是由金融因素驱动的。但产品的实际运输以及终端消费者面对的价格仍然非常高。价格虽低于冬季高点，却仍显著高于一年前和两年前的水平。
我更担心的是，现在进入下一个生长季，如果我们无法供应足够的化肥，产量再次下降，将会如何影响下一次收成。因此，我认为我们仍必须把这当作粮食危机来应对，并据此采取行动。
博尔格·布伦德：由于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你们不得不关闭一些工厂，对吧？
斯韦因·托雷·霍尔塞特：是的，不只是我们，过去一个月欧洲整个氮肥行业的产量都大幅减少。欧洲氮肥产量减少了60%至70%。欧洲也是向全球生产这类产品的重要地区。鉴于欧洲目前的天然气价格，这种情况并不意外；天然气价格折合每桶石油500美元。以这种成本，任何产品都难以生产。因此，生产确实受到削减，后果也相当严重。
将环境正义融入其中
如果我们想找到解决方案，就应该把任务交给真正身处一线、能够找出解决办法的人。
贝索斯地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安德鲁·斯蒂尔
博尔格·布伦德：谢谢。再请安德鲁·斯蒂尔谈谈。您已经谈到了适应问题，但更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当然是减缓二氧化碳排放，而且我们必须更快地做得更多。但我们看到了种种复杂情况，例如欧洲能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旧燃煤电厂也重新启动了。贝索斯基金一直在关注与减缓相关的环境正义。您希望未来几年有哪些进展？
安德鲁·斯蒂尔：现在我们很容易说：“天哪，一切都这么复杂，事情变得困难多了。显然，我们需要钻探更多化石燃料，否则经济就会停摆。”诸如此类。
听我说，我们需要把当前危机当作额外的推动力，加快行动，不再依赖上个世纪的燃料，而是依靠本世纪的创造力、技术以及清洁绿色能源。是的，您提出了环境正义的问题，这对我们贝索斯基金来说非常重要。我知道，这对马沙特部长也很重要，希望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
我们需要关注环境正义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前面所说，贫困者、弱势群体以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受问题影响最严重。因此，我们需要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增强韧性并适应变化。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人本身也是解决方案的来源，而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
环保运动和气候运动往往由更偏重技术官僚的方式主导。这可以理解，也不是说谁心怀恶意，我们确实都努力做得最好。不过，事实很简单：如果想找到解决方案，就应该交给真正身处一线、能够找出解决办法的人。
顺便说一句，这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美国，这同样是切实存在的问题：环保运动一直由更加传统、更加偏重技术官僚、坦率地说由白人主导的组织所主导。
美国现政府在一项名为Justice40的计划上做得非常出色。绿色技术领域将投入数千亿美元，其中40%将用于弱势地区。这些地区有更多黑人、拉丁裔、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居民。这是一项很好的举措。问题在于，即使美国联邦政府也没有能力确切知道这些资金该如何分配。由于美国宪法的规定，资金会沿着体系逐级下拨。各州都发挥作用，但并非所有州立场一致，也并非所有城市立场一致。那么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已将3亿美元交给由原住民和有色人种领导的组织。目的是什么？是增强这些组织的能力，并帮助它们申请和争取这些资金。
例如，如果有资金用于提高能源效率，传统上，往往是那些拥有合适律师、能够提交正确申请表格等材料的富裕地区获得资金。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扭转这种局面。这一点在美国和世界各国都同样适用。现在是时候采取一些让我们走出舒适区的行动了。坦率地说，把钱拨给一些机构，其中或许并非所有机构都具备传统组织那样成熟的管理架构，这没有问题——我们需要帮助它们建立这些架构。这要求我们走出舒适区，迫使我们承担那些绝对必须承担的风险。
Børge Brende：我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担任红十字会秘书长时，我们花在填写申请表上的时间太多了，真正投入一线人道主义工作的时间反而不够。
当然，赋能新的社区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局势并不乐观，而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甚至暂停了气候问题磋商。这怎么会发生？你认为这种僵局会在未来几周内打破吗？
Andrew Steer：我们当然希望并祈祷这种局面能够打破。但我们不应该等待。我们应该尽一切所能搭建桥梁，解决人类正面临的这一重大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继续行动。
令人振奋的一点——在座各位都处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也是最令人振奋的一点，是如今我们有一代领导人正在说：“瞧，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做事。”
Svein Tore，你们知道，全球最强大的化肥公司正在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行事。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将看到COP27也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们会说：“不，现有机制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如今的世界经济论坛已不同于10年前。你们把这个议题放在了核心位置。这是你们在这一重要周期间举办的第一场Zoom活动。你们把公正和气候问题置于工作的核心。因此，我们有很多理由保持希望，但与此同时，这场斗争仍未取得胜利。
气候问题应纳入各国的发展规划。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为气候提供资金，就是为发展提供资金。
埃及政府国际合作部长 Rania Al-Mashat
Børge Brende：谢谢。正如Skinnari部长提到的，我认为私营部门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确保在气候减缓、适应和公正方面的投资从数十亿增长到数万亿。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动员额外资源。感谢埃及和世界经济论坛在筹备沙姆沙伊赫会议期间开展合作。我们也将尽最大努力动员私营部门。但我认为，你们的做法与Steer先生刚才强调的非常一致：自下而上地赋能更多新群体。
Rania Al-Mashat：我想谈几点。我认为，座谈会上的每个人都非常认同这一点，所以我们有共同点。为了向前迈进，我们不应把气候与发展割裂开来。气候问题应纳入各国的发展规划。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为气候提供资金，就是为发展提供资金。我们都知道，距离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期限还有十年。我们知道这些目标尚未充分实现。尽管如此，把气候与发展作为一个共同目标、凝聚力量，将有助于我们大步迈向未来。
此外，当我们把气候纳入发展议程时，当地民众就能参与讨论。谈到农业，我们就会谈到适应，也会谈到韧性。正如刚才所说，我们不知道下一场危机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如何影响粮食系统。因此，我们需要投资建设具有韧性的地方系统，并在不同国家及彼此合作中推进这项工作。
如今，水、粮食和能源之间的关联极其重要。谈农业，就必须谈水；谈农业和水，我们又该如何为此提供能源？因此，可再生能源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作为COP主席国、也是非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制定了一项名为“水、粮食和能源关联计划”的项目，简称NWFE。阿拉伯语发音是：“no-wef-ee”，意思是从承诺走向落实。围绕水、粮食和能源的关联，我们成功动员了合作伙伴，他们不仅提供资金，也提供技术咨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推动地方社区参与的同时，也需要加强能力建设。
要获得资金，人们总是以他们尚未准备好为借口。他们怎么可能填好你们提到的所有这些申请表，等等？因此，上周我们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推出了埃及的NWFE国家平台，并动员了私营部门、国家开发银行（NDB）、美国以及许多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力量，以推动这些项目落地。如果成功，这将成为其他非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可以复制的范例。
最后总结一下，气候与发展必须齐头并进。我们不应再孤立地谈论气候。我认为，这有助于激励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当地居民向前迈进。
第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携手行动，全员投入：政府发挥监管职能，私营部门明确告诉我们他们的需求，慈善机构也以非常有力的方式参与其中。因此，作为COP27筹备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编制了《沙姆沙伊赫公正融资指南》，明确每个利益相关方应采取哪些行动，才能从承诺走向落实。
最后，韧性，以及减缓和适应这一概念——我们不应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它们实际上应当相辅相成。因此，当我们说要增加对适应的投资时，并不是说要从减缓工作中抽走资源，而是要扩大整体投入，因为谈到农业和水，能源就成为关键。
以埃及为例，我们将向欧洲出口更多天然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产量。这正是水、粮食和能源关联计划的一部分，也是NWFE项目的一部分。
Børge Brende：埃及的太阳能潜力巨大。
Rania Al-Mashat：太阳能和风能。
Børge Brende：太阳能和风能，是的。Skinnari先生，我想你也想回应刚才谈到的一些内容。正如部长所说，韧性也是核心议题。我知道你一直积极参与自然灾害预警系统工作。我想这也是你们适应战略的一部分。
Ville Skinnari：当然。我希望我们在欧洲也能找到一个类似你们用来表达“落实”的词。我确实还得提高阿拉伯语水平，不过这可以作为我的作业。
Børge Brende：也许你们可以找一个芬兰语词，对吧？
Ville Skinnari：嗯，我正在瑞典语或挪威语里找，也许很快就能想到。
Børge Brende：至少你得有不少[听不清]。
Ville Skinnari：至少如此。不过回到你的问题，是的，我认为谈到落实，正如你所说，大约五年前，芬兰和世界各地的伙伴国家真正想做的，是通过财政部长联盟，也就是这个气候联盟让各国财政部长参与进来，以实现跨部门协同和整体推进，同时在国家层面乃至地方层面落实。我说了这么多，真心希望本周能有100多个国家加入这一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制定更具战略性的行动方案，也能用上你刚才提到、我现在想不起来的那个词。
Rania Al-Mashat：NWFE。
Rania Al-Mashat：哦，太好了。接下来谈谈气候适应。是的，在早期预警系统方面，我们一直与最不发达国家密切合作，运用不同技术拯救生命。但我认为，这是公私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有很多工具。
对企业来说，来回沟通、弄清楚这种或那种情况该用什么工具，确实令人沮丧又耗时。但我们已与芬兰国家气象研究所和一家名为Vaisala的私营公司共同设计了早期预警系统。Vaisala当然是领先的技术供应商之一。之后，我们又将这一方案推广到非洲地区以及美洲地区。
我们可以说，现在已经撬动了私人资金。因此，我确定了三到五个主题解决方案，涵盖从减缓到适应的领域，甚至包括社会中更复杂的挑战，并致力于在地方层面提供解决方案。
之后，一旦我们拥有最好的技术——最重要的是，拥有那里最优秀的人才和团队——我们就开始考虑资金来源以及需要哪些机构。正如你所说，现在我们过于受机构和工具驱动，而不是以解决方案为导向，所以我们只是在问自己：我们是否应该加强协调？是的，应该。但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
我认为，本周在纽约，我们要探讨如何真正为非洲人提供解决方案，如何在COP27之前建立信任，如何在全球层面开展发展合作。当然，我们之前也和你谈过很多，如何在贸易政策方面从援助思维转向贸易思维。
当然，作为贸易部长，我现在正积极推动非洲地区内部、欧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贸易协定，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协定。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可持续，就需要这些协定。因此，我对此深信不疑，也期待在埃及与你相见。
发挥贸易和技术的作用
Børge Brende：非常感谢。今天下午，我们还将发布一份新报告，展示如何更好地促进贸易，尤其是绿色技术贸易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如今，如果要出口对绿色投资至关重要的技术，仍会遇到许多障碍。
但正如你所听到的，Svein Tore，我们非常需要额外资本。现在有大量绿色能源项目，也有大量资金在场外观望。我认为，私营部门有大约1万亿美元可以用于投资。要怎样才能让这些钱投入那些项目？如果项目和资金都有，却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就无法取得进展。
Svein Tore Holsether：是的，我们需要加快行动。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对问题及合作必要性的认识已经非常迫切，而且也得到了理解，接下来就该进入落实阶段了。
我完全赞同[Al-Mashat部长]所说的：气候与发展相辅相成。要按我们所需的规模实现这一目标，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作用，但不能单独行动，必须开展合作。
我对COP27的议程感到非常满意。我也很高兴届时会设立粮食展馆。我们私营部门也会参与其中，共同努力。
在农业领域，气候与发展在增强韧性、提高农业抵御气候变化能力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看到，农民获得工具和知识并注重土壤健康后，农业就能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土壤侵蚀也会减少。发生洪水时，土壤能留住更多养分；即使遭遇干旱，作物也能长得更好。
但我们还需要运用技术，与贝佐斯地球基金以及在座的Andrew等组织合作，探讨如何利用技术推动变革。
让我们在全球范围绘制土壤地图，因为了解土壤状况后，首先就能采取行动改善土壤。我们可以培育更健康的土壤，从而提高产量。
两周前我在非洲的基加利。看到帮助农民把合适的养分施入土壤、专注于土壤健康所带来的影响时，我意识到这绝非只是小幅提高产量，而是首次收成增加50%，甚至翻倍。
这也许能成为推动非洲农业真正加速发展的一个警钟。非洲大陆每年进口价值500亿美元的粮食，这些钱本应留在非洲，用于发展非洲就业岗位和实现粮食安全。我们现在也看到，需要增加本地粮食生产。
因此，如果各方能够合作、提出解决方案，并专注于现在就落实——因为我们确实知道该做什么。关键在于把事情办成。信任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遗憾的是，我觉得眼下信任十分匮乏。但至少让我们从一些事情做起，展示哪些事情是可能实现的。
Børge Brende：Andrew Steer，我想这些话你听了会很受鼓舞，尤其是转向落实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论几十年了，而危机确实就在眼前。我认为地球真的在燃烧，但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如今成了不真正采取行动的借口。要取得进展，我们需要采用哪些新做法？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不行动的代价远远高于行动的代价。但要让一些领导人真正内化这一点并不容易。
Andrew Steer：我认为至少需要两项重大改变。首先，需要转变思维方式。许多政策制定者和首席执行官仍然相信上个世纪的经济学观点，基本意思是：“采取行动固然不错，但实际上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会失去就业岗位、失去增长，还会失去竞争力。”
本世纪的经济学已经证明，明智而果断地应对气候变化，将提高经济效率、推动新技术发展、降低风险，并重塑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这四者结合，实际上会带来一种大多数经济模型仍未能捕捉到的活力。因此，首先我们需要一场思想变革，让我们真正接受新的视角。
第二点正如大家所说，而Svein Tore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需要富有创造力的集体行动伙伴关系。没有灵丹妙药。这就像一幅拼图，而且有好几层含义。
其中之一是，不同类型的参与者需要携手合作。因此，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政府，现在都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方式，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合作。
例如，我们刚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宜家基金会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全球能源联盟：为了人民与地球的组织。我们也与你的团队密切合作推进这项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能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赠款资金，并迅速投入使用，就可以在三个层面开展工作：首先是政治、政策和规划。
其次是项目储备开发，第三是降低风险。在每个层面，我们都需要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与政府、民间社会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然后，我们还需要引入较为传统但非常优秀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非洲各家银行等，以一种能够让我们采取不同做法的方式合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资本储备，让那些能够承担风险、能够快速行动的机构先参与进来，并带动其他机构。
Børge Brende：非常感谢。我认为，这是本次会议非常好的开端。会议将持续一整周，并为前往埃及沙姆沙伊赫参加COP27铺路。当然，挑战很多，但我觉得这组嘉宾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希望的曙光。
正如Andrew Steer刚才所说，能源转型和绿色转型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也能在未来几年为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地球。我们可以应用新技术，也可以把这场危机视为机遇。
回顾1973年，当时的石油危机推动了经济发生重大变化。那时，汽车每行驶10公里要消耗1.8升燃料。几年后，降到了每10公里1升。如今，今年售出的汽车中有17%是电动汽车。未来几年，这一比例还会更高。73年石油危机后，我们看到新核电站投入使用，铁路和船舶等领域也以不同方式逐步淘汰煤炭，等等。
因此，能源去全球化也许会提高能源安全，因为各国将拥有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组，从而增强自身能源安全。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脱钩，正是我们正在探索的方向。世界经济论坛也很自豪，能够在COP27召开前动员合作伙伴进入落实状态。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早在纽约参加活动。不过，要把事情办成，就得这样行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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