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首届缔约方会议举行以来，气候危机已从未来威胁演变为日常现实。
上一个十年由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数量，是20世纪70年代的3倍。
漂绿行为以及主要污染者未能采取行动，加剧了气候危机。
有多种政策选项可用于追究污染者的行为责任。
英国即将主办这场成败攸关的COP26气候谈判，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发出了必须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的严峻警告。
随着地球变暖，风暴、洪水、干旱、野火及其他极端气候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据世界气象组织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球上的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两倍，2010年至2019年间达到2105起。
达沃斯电台回顾了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首届缔约方会议；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气候变化已从未来威胁变成日益严峻的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主任绿色和平国际的詹妮弗·摩根参加了首届缔约方会议，此后出席了每一次会议。在这里，她谈到了自缔约方会议早期气候讨论以来发生的变化，以及要让当前谈判取得成功还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本次采访经过了轻微编辑。）
问：自您首次参加缔约方会议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些不希望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石油和化石燃料公司、大型工业化农业企业——成功制造了疑虑、阻挠进展，使世界在应对这场气候混乱时举步维艰。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从技术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快速进展。风能和太阳能正在迅速发展，并开始具备经济可行性。全球关闭燃煤电厂的努力正在增加——速度还不够快，覆盖范围也还不够广，但这方面已经有所推进。
问：自首届缔约方会议以来，什么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的是，全球精英和企业的反对与漂绿行为交织在一起，如今这已在年轻人中造成气候焦虑。
我们本应实现的减排并未发生。我们正逼近气候科学家所警告的最糟糕情形。最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令人震惊，也令人恐惧，因为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件如此剧烈。
问：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的气候警告是否更加严峻？
这些警告一直都很严峻。如果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林登·B·约翰逊收到首份气候科学报告时就听从科学家的意见，今天的处境会截然不同。
变化在于，影响已经真实发生。世界各地的森林正陷入火海。我们看到猛烈的风暴冲毁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屋，而发展中国家早已受此影响多年。
曾被视为遥远的问题，如今就在眼前，影响着我、你和我们所有人。恐慌和焦虑比以往更加切实，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问：您认为世界会兑现《巴黎协定》吗？
《巴黎协定》包含各国共同承诺的长期目标，并内置了一种逐步提高机制，要求每个国家提高自身的雄心。即将召开的缔约方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各国会不会做到？能否大规模落实？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世界各地，从年轻人到祖父母，都迫切希望采取行动。我仍希望各国领导人能比过去更直接地倾听这种呼声。
问：美国和中国等经济体的全球政治如何影响《巴黎协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美国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盟友。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必须拿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举措，让世界相信美国会按所需规模减排，这一点至关重要。
显然，中国的行动也非常重要。中国在建设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产能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但工业生产过程方面的进展停滞不前，而且仍持续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习近平主席表示，脱碳努力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必须加大行动力度。中国的排放需要更早达峰，最迟不晚于2025年。
问：COP26会议的理想成果是什么？
重要的是要记住，缔约方会议不会神奇地解决问题。每个国家，尤其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都必须提高其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承诺设定能让升温控制在1.5度以内的目标。目前，我们正朝着升温2.7度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些国家至今没有提出任何承诺。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中国和发达国家都需要采取行动。
团结协定也至关重要。新冠疫情凸显了世界各地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如何拉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必须解决疫苗公平问题，让贫穷国家能够为本国人民接种疫苗。
气候融资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富裕国家需要考虑将采取哪些措施，支持已经遭受损失和损害的国家。
最后，我们必须杜绝企业漂绿的机会。许多企业的净零排放承诺，尤其是化石燃料行业企业的承诺，都依赖植树等不受监管的抵消计划，以便照常经营。格拉斯哥会议需要揭露漂绿行为，并建立问责机制，使抵消做法符合气候科学。
问：本十年哪些重大变化能帮助我们将升温控制在1.5℃以内？
我们需要改变整个运行逻辑，不能让少数人的短期利益凌驾于人类或地球的长期利益之上。这意味着要转变思维方式，把气候紧急状态和社会问题置于决策核心。
政策需要减少排放，也要保护最脆弱和最贫困的人群。例如，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应再被迫砍伐本地森林、向欧洲或美国出口木材；转而采用本地模式将惠及当地社区。这完全可以做到，但这些转型的费用应由企业承担，而不是纳税人。
各国政府需要停止勘探新的化石燃料，并将投资和补贴从化石燃料转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我们需要的政策解决方案都已具备，这已不再是问题。我们也有技术，可以迅速推动变革。但我们缺少的是挺身对抗那些想维持现状者的勇气，而这需要专注、创造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问：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哪些短期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威胁？
领导人需要直面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为解决方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政策制定者可以拒绝再接受化石燃料企业的资金、打击腐败，并公开透明地说明运作方式。
可以实施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要求所有企业将排放量降至零，并配套问责制度。如果企业不履行要求，就不能向股东派发股息。
可以通过金融监管，将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风险以及资产可能搁浅的风险直接纳入我们的经济体系。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采取哪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此类系统性变革都可以实现，并可在几个月内落实。最大的风险其实是不采取行动。
领导人需要追究造成这一问题的企业的责任。可以要求污染企业向一项基金缴款，用于支持世界各地数百万民众所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难以置信，但相关情况已经出现，许多法律诉讼和气候损害诉讼正在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