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方面进展滞后。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每年需减少近8%，才有50%的可能性守住1.5°C升温上限。
各国认同趋同2.0后，便可转变发展思路，将地球边界内的生活水平作为重点。
趋同2.0需要全球合作、公正转型所需的新融资模式，以及弥合历史排放差距、实现净零排放的共同雄心。
COP28盘点结果传达了明确而强烈的信息：各国距离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仍相去甚远。例如，到2030年，各国必须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GHG）每年减少近8%，才有超过50%的机会将升温控制在1.5°C以内——这一减排速度几乎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所实现速度的两倍。
令人沮丧的是，排放量没有任何下降迹象。按目前的排放水平，剩余的1.5°C碳预算将在约六年内耗尽；而按照危险得多的2.0°C碳预算计算，也只剩24年。
经济增长与排放脱钩的进程必须大幅提速。经济体在实现脱碳的同时，也需要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这对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EMDEs）尤为重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真正挑战。
按当前和历史排放量划分的碳债权国与碳债务国
该怎么做？我们认为，是时候重新定义21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思路了：政策制定的目标函数必须从不顾排放和物质足迹、执意追求尽可能高的人均GDP增长率（趋同1.0），转向在地球边界内尽可能提高生活水平（趋同2.0）。
这样做是务实之举，因为照旧发展的情景会加剧国家间的分化；而如果所有国家都未实现全球净零排放，严格的碳预算约束就无法得到满足。《巴黎协定》承认，所有国家都需要实现增长与排放脱钩，但速度可以不同。怎样的速度才算合理？
理应要求那些远超其全球碳预算公平份额的国家——即碳债务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脱钩。这样，碳债权国便能拥有更长的净零排放转型路径。
按当前年度排放量计算，有125个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属于碳债务国。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高于全球排放按人均平等原则分配时本应达到的水平。
计入自1960年以来的历史排放后，碳债务国数量降至72个，其中包括当今排放量最大的20个国家中的13个（见图1）。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消耗的全球排放公平份额超过三倍，而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等国消耗的份额甚至不到一半。
总体而言，碳债务国确实制定了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NDC）计划，但碳债权国（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排放量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增长，如今约占年度排放量的50%。换言之，仅靠债务国减排，无论规模多大、速度多快，都不足以确保公正的净零转型；债务国还必须同意积极资助本国境外的减排工作。
由贸易和金融驱动的趋同2.0
趋同2.0要求各国参与一场与当前截然不同的竞赛。各国不再是在没有排放约束的情况下竞相提高人均GDP，而是竞相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碳债务国应以最快速度实现净零排放，同时通过适当的融资、贸易和技术流动，确保能力有限的高排放碳债权国迅速跟上。通往全球净零排放的公正趋同路径，将为21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经济勾勒出新的稳态。
全球气候融资需要重新聚焦。早已耗尽“公平排放份额”的富裕排放国，必须大幅增加对全球气候融资的直接投入，以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其他具备资金能力的国家也必须出资。无论是资金投入不足，还是坚持不合理的条件，延迟提供资金都只会增加所有国家未来的气候融资支出需求。
公正的全球融资模式会是什么样？
一种方案是，要求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根据其超额排放提供资金，并按照各国已经使用的历史排放公平份额设定分级碳价。我们估算，采用这种方式，67个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平均征收每吨二氧化碳3.7美元的碳税，即可筹集每1000亿美元的全球气候融资。
世界经济论坛在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世界正面临交织叠加的环境危机：自然环境遭到加速破坏，以及气候变化。
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CS）是指对保护和土地管理项目进行投资，以增加碳储存并减少碳排放。它们既是应对这两场危机的重要途径，也能带来额外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世界经济论坛委托开展的研究自然与净零排放报告证实了相关估算：到2030年，NCS可贡献实现1.5°C和2°C路径所需气候减缓措施的三分之一，且成本低于其他二氧化碳移除方式。该报告以以下机构提出的建议为基础：自愿碳市场规模化工作组，并提出六项行动，通过商界领袖、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快高质量NCS的规模化发展并释放市场潜力。
为促进合作，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成立了自然气候解决方案联盟，召集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共同识别对NCS投资的机遇与障碍。
NCS联盟成员机构提供了专业意见，共同编制企业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指南，为企业可信地使用NCS信用额度提供高层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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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思考
未来10年，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潜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我们还必须为这一挑战加上严格的碳预算约束。现有的碳捕集或移除技术都无法让我们守住碳预算。从长远来看，负排放技术或许有所帮助，但不太可能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累积形成的排放。这实际上是一场与时间赛跑。
趋同2.0既可以被视为一项规范性（“公平份额”）计划，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进程。实现净零排放的竞赛，实际上就是21世纪争取竞争优势的竞赛。
美国、欧盟和中国已经展现了未来可能的发展范式。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能否复制这些范式，仍是一个问号。
多边工具和机制需要应对这些新出现的挑战。迈向新的经济均衡，也要求各国政策刻不容缓地采用“超越GDP”的进步衡量标准，而不应将其视为可选项。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艰巨、也最有意思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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