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讲授气候变化，这意味着要对相关科学有深入理解，并能够应对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情绪。
气候变化可以融入多个学科进行教授，包括科学、社会研究和英语语言艺术。
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可用于讲授气候变化，例如开展动手实践活动、邀请嘉宾讲者参与，以及让学生开展研究项目。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无需再加以阐述。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令人不安的画面，如山火、洪水或大规模物种灭绝危机。然而，尽管这种紧迫感已相当普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以实质性、协调一致的方式作出回应方面仍然步履维艰。
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应对措施需要由未来几代人持续推进和发展。教育对于当下所需的劳动力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将越来越多地面对气候变化加速演变现实的年轻人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已开展了一项综述，系统梳理了全球范围内学校气候变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在此，我们概述了三个亟需重视的领域：学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情绪和心理影响、学校课程，以及教师教育。
学习气候变化的情感层面
在学校讲授气候变化，会引发有关教育目的和童年本质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引发分歧。我们理应向孩子讲解他们所处的世界。但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以气候变化的事实吓到他们，又该如何？
我们还知道，孩子们本身就对气候变化心存忧虑。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因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加深而感到压力和焦虑。
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探索气候变化的教与学方法，这些方法既能帮助学生理解这一复杂议题，又能引导他们采取积极行动。
这些方法包括：让气候变化与学生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与科学家互动，体验科学实践；以及设计针对气候变化某一方面的项目。
气候变化在课程中（几乎）缺席
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贝尔格莱德环境教育宪章》直言，若要避免在应对环境危机时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短视之举，“世界青年”需要一种“新型教育”。
迄今为止，环境可持续发展在澳大利亚课程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位置。根据学校和教师的优先事项，它被分散融入地理、科学或艺术等不同学科中讲授。
我们的综述发现，学校似乎几乎完美地回避了一个需要跨学科活动才能开展的教育领域，更遑论将其列为优先事项。
最近一次对课程的更新（已达成共识）是在前莫里森政府执政期间于2022年4月作出的，它在地理和科学课程的第9和第10年级中对气候变化给予了更为实质性的关注。但该更新忽略了这些学科中其他基础年级，以及大纲中其他可能具有强大作用的部分，例如英语和艺术。
学生需要接受细致入微的教育，以理解那些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动机和技术。他们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有意愿并具备相应技能，以忠实且负责任地运用这些知识。
学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动性，也正在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一个关键特征。澳大利亚参与了三项主要国际测试，其中之一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下一次PISA测试将于2025年进行，将测评
15岁学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环境问题、关注环境问题，并能够基于其科学教育采取行动应对环境问题。
因此，教师教育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需要教师调整其教学方式。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增强教师的信心、知识储备，并为其提供相应支持，以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综述发现，全球各地的教师并不总能具备在课堂上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知识和培训。例如，一项2016年的研究发现，美国科学教师对气候科学的“理解不足”。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教育学位学生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尽管这些学生对环境教育持积极态度。
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一复杂问题的规模和性质的相关知识迅速扩展，无论新的国家课程作出何种规定，都不现实地期望教师（以及教师教育者）能自然而然地跟上步伐。
我们的综述认为，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大学中的教师教育以及学校中的专业发展项目，以营造围绕气候变化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需要一项全国性举措，支持所有年级的教师提升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并掌握如何切实有效地吸引学生参与。
这需要涵盖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社会公正以及原住民知识等相互关联的议题。我们还需要有能力应对错误信息。
政府在气候变化缓解、能源政策和环境重建方面的决策规模是巨大的。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学校教育和教师教育需要被置于议程的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