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气候行动比人们意识到的更有力量的3个原因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sets out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public inaction and outlines the potential power of local activism to affect change.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sets out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public inaction and outlines the potential power of local activism to affect change.Image: Unsplash/Sam L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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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变暖带来的威胁如此严峻,心理学教授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更多人游说当权者,促使他们采取更多行动?

  • 他在此阐述了公众不作为的可能原因,并概述了地方行动在推动改变方面的潜在力量。

  • 他表示,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针对地方决策者的集体行动对于推动气候变化行动十分必要。

全球变暖使世界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数量有所增加,增幅达400%(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都清楚如何遏制损害不再恶化:停止燃烧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推动交通和工业电气化;并降低农业的碳强度。

但这些措施的推进速度远远不够,无法避免灾难性规模的变暖。

在我的新书《气候危机》中,我阐述了气候危机的机制和影响,以及人们对此缺乏认真应对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化石燃料行业、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其他在化石燃料领域拥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对政策制定者施加了影响。化石燃料行业、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及其他在化石燃料领域拥有既得利益的机构,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

但造成这种不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的:应对性怀疑——公众不够相信自身的政治权力,也没有充分加以运用。

这位气候变化活动家向COP26的领导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这位气候变化活动家向COP26的领导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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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积极发声、携手合作时,就能推动强有力的改变。大学生要求校长让校园内的化石燃料发电厂退役并转用可再生电力,便是一例。科罗拉多州的牧场主敦促州长颁布清洁电力标准,以便他们能够从在自家土地上建设风力涡轮机中获益,也是一例。

当人们积极发声、携手合作时,就能推动强有力的改变。Image: 路透社/Kieran Doherty

然而,7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项民调,只有10%的人表示,他们在前一年曾参与过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重点的活动,或曾就此事联系过民选官员。

既然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和决策者采取更多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为何仍然只有如此少的成年人参与鼓励这类行动?人们又如何克服阻碍他们行动的怀疑心态?

是什么阻止人们站出来发声

民调显示,部分人意识到富裕行业和个人的资金正在影响政客,并且不相信政客会倾听公众的声音。

另一些人则被各种争论分散了注意力,这些争论会削弱人们的参与热情,例如有的宣传活动敦促人们专注于个人回收利用,或质问既然其他国家不采取行动,美国为何要做更多,或者主张无需急于行动,因为未来的技术会拯救人类。还有一些人认为企业和大学所作的承诺——在未来实现碳中和(而且往往是遥远的未来)——就已足够。

这些说法颇具迷惑性。例如,专注于回收利用会带来一种成就感,让人觉得自己已经做了些什么。而关于中国排放更多温室气体,以及未来技术将解决一切问题的说法,似乎为人们免除了当下采取任何行动的责任。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很少有人参与应对相关行动。Image: The Conversation/ 皮尤研究中心

研究发现,参与地方气候行动可能需要一套由价值观、态度和信念构成的体系,包括相信自己以及群体有能力把事情办成。其中一些信念可以通过共同组织活动的实践来培养,这类活动往往十分有趣,并且带来其他心理益处,这些益处源于在一个常常令人疏离的社会中团结感的增强。。

我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树立地方变革理论——相信虽然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但采取地方行动仍然是有价值的。

地方行动为何重要的3个原因

研究和历史表明,地方行动的力量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为强大。以下是三个关键原因:

首先,能够影响气候变化的许多政策变革是地方性的,而非全国性的。

例如,以可再生能源技术取代化石燃料发电厂,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州政府控制,州政府再将权力下放给公用事业委员会。公众可以关注公用事业公司和公用事业委员会的工作,并通过写信、加入地方团体并发出声音,让州长知道他们正在关注。

城市可以制定政策,以电器取代家庭和建筑中的天然气,鼓励房主安装高效的电热泵,并决定是否将投资用于公共交通而非高速公路。在施压之下,城市官员确实会落实这些政策。

其次,地方上的成功可以产生连锁效应。1997年,马萨诸塞州的少数倡导者赢得了一项地方政策,根据该政策,部分电费被转入一家非营利机构,并由该机构将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到2022年,这项被称为社区选择聚合的政策已被六个州的1800多个地方政府采纳,惠及数百万人。地方行动还可以推动技术学习曲线的形成——推动更多太阳能和风力涡轮机的应用,会带动产量增加,价格随之下降。

第三,地方行动可以引发国家层面的政策,并推广至其他国家,最终促成全球性协议。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从为美国女性赢得选举权的女性参政运动,到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美国南部的地方行动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法律。从旧金山开始的同性婚姻地方行动,促成了州一级的法律,并最终推动联邦立法于2022年12月签署生效,该法禁止各州以性别、种族或族裔为由拒绝承认在其他州合法缔结的婚姻。

女性参政运动是成功的地方行动的一个范例。Image: 路透社/Paul Hackett

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监管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它始于公众对城市烟雾弥漫、工业废料导致河流起火以及海滩被石油泄漏污染的担忧。公民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抗议行动,各市政府则随之加强环境执法。

随之而来的诉讼对企业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成本负担,企业于是转而支持联邦干预,以便拥有可预期的规则。正是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影响最为深远的立法之一。

青年在推动气候政策变革方面取得的成功

2022年,国会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授权在10年内支出近4000亿美元用于与气候相关的开支。我认为,由青年领导的“日出运动”可以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2019年以来,该运动在数十个城市不懈地组织游行和示威,并向国会民主党人施压。尽管最终结果未能完全实现该组织所设想的“绿色新政”,但它比以往任何与气候相关的法律都走得更远。

针对地方决策者的集体行动是一项历久弥新的传统,我认为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对推动气候变化行动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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