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改变了能源生产的经济格局，如今亚太地区（APAC）正面临脱碳的“下一波浪潮”。
德勤的研究显示，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可能使亚太经济扩大近50万亿美元。
这一波脱碳浪潮必须聚焦四大关键支柱：未来燃料、关键矿产、电池和产业转型。
全球气候转型的紧迫性前所未有，而在亚太（APAC）地区，利害关系更是无比重大。太阳能和风能已经改变了能源生产的经济格局，成为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但净零之路最艰难的部分——即“下一波脱碳浪潮”——如今正摆在该地区面前。
德勤在其报告《加速净零：亚太地区气候政策的关键机遇》加速净零：亚太地区气候政策的关键机遇 中的研究显示，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可能使亚太经济扩大近50万亿美元，并带来7.5%的GDP增长。这一增量相当于净现值47万亿美元，超过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当前经济体量之和。反之，若不迅速采取行动，到2050年亚太地区的GDP可能萎缩5.5%（每年3.4万亿美元），并可能在2070年前导致净现值96万亿美元的损失。
然而，当前的发展势头仍然不足。亚太地区占全球碳排放的60%，据联合国统计，且这些排放仍在持续增长。为实现净零承诺，德勤的研究表明，亚太地区必须加快努力，到2050年需要投资高达79至8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到2030年，低碳技术的年度投资需要从2023年创纪录的8400亿美元增至约2.3万亿美元，即增长两倍。
加速亚太地区的脱碳进程
这一波脱碳浪潮必须聚焦四大关键支柱：未来燃料、关键矿产、电池和产业转型。这些领域面临复杂的结构性挑战，技术和资源的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共同标准和区域一体化对成功至关重要。
支柱一：以未来燃料为难减排行业提供动力
在电气化受限的行业（如航空和工业供热）实现脱碳，依赖于未来燃料，包括清洁氢、合成燃料（氨、甲醇）和生物燃料。
预计到2050年，亚太地区的氢需求将达到2.36亿吨，该市场价值每年6320亿美元。然而，未来燃料的成本通常是化石燃料的三至十倍，而据国际能源署统计，清洁氢仅占全球产量的不足1%。仅发展亚太地区的氢价值链，未来25年就需要每年1300亿美元的投资。
政策干预必须通过清晰的国家路线图、有针对性的研发资金、税收激励、优惠融资以及长期购买协议等市场化机制来解决成本障碍。基础设施协调也至关重要，区域枢纽应统筹研发、生产和需求。
支柱二：以关键矿产保障供应链
锂、镍、钴和稀土等关键矿产是清洁技术的基础。到2050年，锂需求可能增长近九倍，而镍需求将增长226%，这是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亚太地区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届时可能达到6.71亿辆。
但供应链脆弱且高度集中，中国在大多数品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带来了包括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紧张在内的风险。要满足净零目标下的矿产需求，到2050年累计需要3600亿至4500亿美元的投资，且很可能存在至少1400亿美元的缺口。
政策应对措施包括建立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超越大宗商品交易，缩短矿山开发周期（目前约需15年），并通过激励回收利用，到2030年满足高达20%的矿产需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在限制原材料出口，以发展本国精炼产业，使经济增长与清洁能源目标相一致。
支柱三：以电池为电气化引擎提供动力
电池对电网稳定性和电动汽车普及至关重要。到2030年，全球电池市场规模可能从1200亿美元增长至3300亿至5000亿美元，其增长主要由电动汽车销售驱动，预计届时全球电动汽车将占新车销量的40%。在中国，电动汽车已占新车销量的48%，而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到2040年，亚太地区的储能容量有望达到2.2太瓦。
中国控制着约全球电池制造的83%，但其他亚太经济体正通过战略伙伴关系和投资建设产能，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端到端电池价值链。
政策支持必须解决续航焦虑等普及障碍，同时扩大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税收返还和公共车队采购等激励措施。电网监管必须现代化，以适应大规模电池接入，正如澳大利亚的容量投资计划所示。持续的研发、替代化学体系以及技术细分领域（例如澳大利亚在钒液流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支柱四：工业脱碳——增长的引擎
工业是亚太地区的经济支柱，该地区占全球钢铁产量的74%、水泥产量的77%和化工产量的65%。然而，工业排放占该地区排放总量的近40%。由于这些行业依赖高能耗、高温工艺，其脱碳面临挑战。可规模化的低碳替代方案寥寥无几，且资产改造或更换成本高昂。
在全球范围内，重工业脱碳每年需要额外的540亿美元资本支出，外加每年1400亿美元用于配套基础设施。
政策必须聚焦于可负担性和市场培育，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清晰的产业路线图、协调产业与电力政策，并支持转型技术从试点走向商业化规模。通过明确的定义、采购政策和长期协议进行市场刺激至关重要，扩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以应对残余排放同样必不可少。
投资、定价与区域合作
贯穿四大支柱的根本要务是弥合巨大的投资缺口，并降低清洁解决方案的成本溢价。若无政府干预，转型将陷入停滞。
碳定价是最具经济效率的脱碳工具，但目前亚太地区仅有七个国家采用。扩大碳定价对工业脱碳至关重要，可能产生高达4万亿美元的公共收入用于再投资，并帮助亚太产业在全球标准日益收紧（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情况下保持市场准入。
要在2030年前释放所需的每年2.3万亿美元的投资，稳健的政策制定对降低投资者风险至关重要。这应包括：
有针对性的政策框架：清晰、稳定的监管框架，体现对产业的长期承诺，并降低投资者风险。应赋予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署（ARENA）等独立机构权力，以推动行业战略、管理市场机制并加快执行。
公共金融工具：优惠债务、风险分担和补助金等工具，可以降低高风险、早期项目的资本成本。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地，“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等合作机制已在将公共与私人资金结合，以加速淘汰煤炭。
区域合作：以统一标准、共同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并推动贸易从原材料向加工产品转变。这将增强韧性并促进共同繁荣。
一项必要但复杂的转变
这一波能源转型浪潮——涵盖未来燃料、关键矿产、电池和工业——将比第一波可再生能源浪潮更加艰难，也更具颠覆性。随着转型的真实成本逐渐显现，政策制定者应预见到波动和政治挑战。但不作为的代价要大得多。
亚太地区拥有技术、资本、资源和人才，有能力引领零碳转型。成功将取决于务实而大胆的政策，这些政策应加速创新、调动私人投资并优先推进区域一体化。
通过坚定推行清晰的政策、推动需求信号、管理价格缺口，并在国家利益与区域协作之间取得平衡，亚太地区可以确保繁荣的净零未来，并为全球气候行动设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