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内乱在历史上较为罕见且难以量化，但新研究表明，背景因素在决定其是否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镇压程度、基本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动乱倾向，是判断自然灾害是否引发内乱的重要决定因素。
粮食和水安全等措施有助于降低这一风险。
过去70年间，只有少数自然灾害事件引发了重大暴力和动乱。然而，气候变化的出现及其对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的预期影响，可能会加剧通常导致骚乱和其他形式政治暴力的急性资源短缺。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理解自然灾害与内乱之间的关系，以便降低风险。
这一新出现的问题并无简单的解决办法，但在其初期阶段识别问题是重要的第一步。厘清表明灾后内乱风险——例如动乱倾向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急性短缺——有助于制定韧性框架和计划，以支持全球更好地做好灾害防范准备。
气候变化与内乱之间的联系：历史上罕见且难以量化
越来越明显的是，自然灾害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但自然灾害与内乱之间的联系记录较少。
关于这一主题的历史文献中，数据和分析匮乏。菲利普·内尔和马约琳·里格茨估计，自1970年以来，有225起自然灾害伴随内乱，Ide等人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发现了176起。在针对具体案例的研究中，通常涉及的也是同样少数的几起事件，例如亚齐海啸、泰国洪灾，以及秘鲁安卡什地震。
为研究灾后内乱的成因，我查看了国际灾害数据库中超过13,000起事件，以确定自1970年以来有多少起重大自然灾害真正引发了内乱。所发现的22起事件未必详尽，但比其他研究得出的结果更具参考价值。这22起事件缺乏主导性主题，可能让人觉得自然灾害与内乱之间并无关联。然而，十分清楚的是，背景因素对于识别其中的规律至关重要。
关键情境因素
在审视每一起明确的灾后内乱案例所涉及的情况时，那些获取食物、水和住所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案例与政府镇压程度一同凸显出来。事实上，当资源短缺严重、突然，且与原有供应形成鲜明反差时，灾后骚乱的风险便会上升。例如，因腐败或政府机构薄弱而导致的资源挪用，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见效的真诚努力更为糟糕。对机构的信任有助于争取时间。
此外，受灾国家的镇压或开放程度具有参考意义。不过，与其关注两个极端，不如更值得关注中间状态。开放社会具备应对抗议的能力，严重不满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的风险往往较低，暴力抗议也因此不太可能发生。而在光谱的另一端，高压政权则通过实施更严密的控制来降低暴力抗议的风险。
因此，足以引发不满的镇压，加上足以使抗议得以显现的一定程度的开放，便构成了灾后内乱的成熟条件。不过，历史案例较为复杂，所研究的22起案例中有半数以上表明，灾后动乱在半民主半专制（anocratic）环境中最为普遍，而非出现在开放或高压国家。
总体而言，既有的内乱是最可能的驱动因素。在我所发现的22起案例中，大多数都存在这一因素，但这仅意味着，急性短缺、不满情绪及其他制度性问题已被确认早已存在。自然灾害只是成为了导火索。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灾害引发的内乱在历史上或许较为罕见，但这一状况似乎可能发生改变，甚至在不远的未来也是如此。气候变化很可能会推动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上升，这将加剧威胁环境。自然灾害越多，就意味着引发内乱的机会越多。即便自然灾害引发内乱的比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绝对数量仍将增加。
气候和社会风险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新的加剧因素也已出现。应对自然灾害与内乱叠加威胁的解决方案具有长期性，而所针对的却是近期问题。打击腐败和加强薄弱机构需要数十年时间，并且往往必须克服国内的强烈阻力。
然而，内乱并非轻易产生。它需要改变不作为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即便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取困难重重、政府实行高压统治，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也难以轻易克服，这使得该机会成本难以改变。要引发内乱，未知状况必须比现状更可取。与其等待这一变化，如今采取粮食和水安全措施，便可防止日后出现急性短缺风险。即便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几步，也能增强对进一步进展的信心，从而有助于降低内乱风险。挑战在于，进展必须持续不断。失去的势头会重新带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