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人权的未来，以及未来几年人权会被视为更重要还是更不重要时，许多潜在挑战浮现在脑海中：气候变化、民族主义、不平等、威权主义日益抬头。归根结底，这些不同的威胁在复杂的方式上彼此相连——例如，不平等助长了民族主义，而气候变化可能加剧不平等。但它们还取决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普遍有多重视他人的人权？”
最有可能阻碍人权进步的，是全世界的人们并未像人权倡导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人权同样重要。当人权与人们珍视的其他事物发生权衡时——他们的物质福祉、安全、子女的机会与成就——有大量例子表明，人们不愿为实现他人的权利做出牺牲。
我们不妨举三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首先是不平等。即使在最尊重人权的社会中，人口中的一些关键群体往往也不愿意通过提高税率来进行收入再分配。对许多贫困人口而言，没有什么比可靠地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更能带来改变。但在美国和英国，这两方面的公共资金却不断被压缩。我们知道，仅依赖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但太多人根本不愿意多付费用，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和教育。
再以难民的待遇为例。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没有国家政府的保护时，我们从未如此孤立无援，也从未如此需要人权。作为难民，我们拥有的只有我们的“人性”。
然而，这并未引起富裕人群的深切关注，反而似乎在欧洲引发了一种对移民的道德恐慌，并导致了右翼政客的崛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勇敢地决定向来自叙利亚的一百万难民敞开德国边境，这一决定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削弱，并使德国政坛容纳了极右翼政党和运动。当我们再把伊斯兰教纳入考量时，无论个人宗教信仰权的重要性如何，情况变得更加不利于人权。
最后是酷刑。似乎没有什么比“任何人都不应遭受酷刑”这一主张，更能代表对人权的承诺了。然而，当我们审视关于人们对酷刑态度的民意调查时，我们发现对酷刑的广泛支持，前提是用于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在许多地方的死刑案件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惩罚性逻辑，其中唯一能获得一定认同的反对死刑理由是担心错误处决无辜者，而非基本人权中的生命权。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此类态度在诸多公民自由问题上不断重现，从信息自由到新闻自由，从言论自由到免受监控的自由。面对重大威胁时，人们实际上会牺牲大量自由——既包括他人的自由，最终也包括自身的自由——以保障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免受伤害。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土地”
我一直对《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所受到的关注之少感到震惊。该条款谈论的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而非我们的权利。其第二款规定：
在行使其权利和自由时，人人应仅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的约束，且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民主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专制国家很容易利用该条款，以公共道德之名压制权利，或镇压异见，并剥夺（或嵌入）财产权。但民主国家本不应如此行事。然而，民主国家必须满足其公民中某些联盟的诉求。如果它们在公民中的关键群体中失去足够的支持，政府就会失去权力，或民主国家本身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威胁。
许多西方国家长期忽视第29条，原因在于，自1948年以来，富裕民主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上升期。但如今它们正面临压力，基本的社会契约——即这些民主国家与其公民之间达成的协议——突然受到质疑。不平等、气候变化等新威胁，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取代体力劳动，使那些担心旧有社会契约不再符合其利益的人们纷纷发声。他们说：“这些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社区有某些共同价值观”，以及“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公民”。这些情绪在唐纳德·特朗普任内或英国脱欧期间不断回响，与人权形成直接对立。
各国政府并不太喜欢人权——在它们看来，人权是一种麻烦或尴尬。人权的存续与繁荣，需要人民、公民、民众站出来表明这些权利的重要性，并要求政府加以遵守。而按照同样的逻辑，民众也可能让人权沉没。归根结底，正是我们——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这个颇具争议的词语——将决定人权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外部和内部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