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日：理解我们在实现平等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多远

• 7月18日是纳尔逊·曼德拉日。

• 该日旨在纪念曼德拉对促进正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坚定承诺。

• 世界银行的两位专家从社会身份的视角出发，探讨建设包容性社会的途径。
  

7月18日是纳尔逊·曼德拉日，旨在纪念曼德拉对促进正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坚定承诺。今天，我们重点介绍几项研究，这些研究从社会身份的视角出发，探讨建设包容性社会的途径。种姓、宗教、性别、族裔背景和社会取向所衍生的身份，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由于偏见、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歧视性的文化规范，某些群体在制度上被边缘化，并被阻碍全面参与社会或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那些因族裔、宗教或性取向而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往往面临最严重的歧视。世界银行关于排斥少数群体成本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东欧，因排斥罗姆人而造成的年度生产力损失介于2.3亿欧元至9亿欧元之间，涉及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

仅废除歧视性法律并不能立即终结社会排斥。人们对种族、宗教和性别的认知，可能受历史或过去制度的影响，同样会塑造社会排斥现象。例如，一项研究衡量了在印度宪法废除基于种姓的歧视并承诺实现平等之后，基于种姓的身份如何影响人们的表现。在一项实地实验中，研究人员评估了儿童在公开种姓身份时的智力表现。在种姓身份保密的情况下，低种姓男孩与高种姓男孩解出迷宫的能力相当。然而，在混合种姓群体中公开种姓身份，导致解出迷宫总数出现显著差距，且结果对高种姓有利。这一发现可能表明，印度年轻人的思想中存在一种不安的张力：一种认为种姓即命运的传统世界观，与一种主张每个人应掌握自身命运的现代世界观并存。

不同种姓和宗教背景的人在法院中是否得到公平代表？来自同一宗教背景的人是否更倾向于结成请愿人与律师的组合？歧视性法律又如何影响少数群体获得正式制度、教育、劳动力市场、财产、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的机会？我们将围绕这些主题提供两篇深入解读。

1. 司法系统中的代表性与身份：种姓、宗教和性别的影响

在世界某些地区，沿种姓、宗教和性别划分的严格社会分化，一直是福利改善的主要障碍。印度比哈尔邦即是如此，该邦是印度最贫穷、分化最严重的邦之一。在其近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高种姓群体在经济和社会机会方面持续优于低种姓群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受殖民历史影响；比哈尔邦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位居印度最高之列。在此社会背景下，一项正在进行的KCP项目探讨了这些以身份为驱动的社会分化可能如何影响司法系统的运作，以及社会运动如何改变比哈尔邦的社会分层。智利、克罗地亚和秘鲁也正在开展类似研究。

研究首先发现，即便与比哈尔邦的其他国家机构相比，穆斯林、女性和低种姓群体在律师、法官和请愿人中的代表性始终偏低。该结论源于对2009年至2019年间向比哈尔邦高等法院提交的超过一百万起案件的分析。在11年观察期内所观察的84名法官中，没有来自低种姓的法官，来自少数群体的法官也极少。为此，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法院中的姓氏来推断请愿人、律师和法官的种姓身份。身份归类分析显示，特定姓氏在法院中呈现聚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确有一些特定的法官和律师频繁同时出现。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某些法官与律师的同时出现，但社会身份在此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作用。

其次，请愿人、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匹配模式，也可能为理解法院诉讼过程中基于种姓、宗教和性别的关系网络提供更多洞见。研究人员检验了这三类关系，即请愿人与法官、律师与法官以及请愿人与律师之间的配对是否属于随机。从法律角度而言，请愿人不能选择法官，也不能影响法院使案件由特定法官审理。同样，律师与法官不应与任何社会身份相关联。但请愿人应能够自由选择其律师。基于这些法律原则，我们可以假设：仅在请愿人与律师的关系中会出现较强的匹配倾向，而请愿人与法官以及律师与法官的配对应为随机分配。实证证据证实了这一假设。也就是说，法官的分配独立于社会身份，这意味着即便是一位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有影响力的请愿人，也不应能够选择在同一社会群体的特定法官面前陈述案件，或施压以获得优待。对于请愿人与律师的组合，研究人员发现，姓氏为穆斯林的请愿人更有可能由姓氏相近的律师代理案件。

最后，数据显示，在整个研究期间，使用去种姓化姓氏的情况不断增加，这种做法旨在降低种姓在比哈尔邦正式制度中的显著性。几乎一半的请愿人使用去种姓化姓氏。此外，去种姓化姓氏在请愿人与律师中呈现聚集现象，表明去种姓化姓氏本身现已形成一种新的分层形式。这一发现支持了如下观点：社会运动虽然能够打破既有社会秩序（在本案例中为种姓网络），但也可能在无意中产生新的社会类别，并发挥类似的作用。

2. 关于族裔、宗教和性少数群体反歧视法律的新数据库

尽管全球对研究社会正义以及少数群体遭受歧视的兴趣日益增长，但有关反歧视法律和法规的综合数据集仍然有限。在该领域开发新数据库，对于促进更多研究以及为有关歧视性法律和边缘化群体的政策提供参考至关重要。一个KCP项目（于2017年完成）开发了首套可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指标，用以衡量基于族裔、宗教和性群体的歧视性法律和法规。定义了六项指标以衡量歧视性立法：(a) 获得机构服务的机会，(b) 获得教育的机会，(c)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d) 获得财产的机会，(e) 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的机会，以及(f) 免受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侵害的保护。此外，还在保加利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坦桑尼亚和越南开展了试点研究。

数据显示，在六个试点国家中，少数群体在获得机构服务、教育、劳动力市场、财产、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遭受歧视。这些国家的少数群体成员还因其族裔、宗教、性取向和身份而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以及仇恨言论的目标。六个国家均设有一些针对少数群体歧视的法律，包括关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反歧视立法。但在获得财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方面，仍存在诸多空白。研究还发现，在族裔、宗教和性少数群体这三类少数群体中，受法律保护最少的是性少数群体。尽管仅六个国家的数据无法提供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证据，但试点研究的结论表明，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推动围绕系统性歧视少数群体的后果展开更广泛的讨论，并协助各国政府严格审视其法律框架。

* * *

作者谨此感谢以下项目在任务小组负责人（TTL）和研究人员指导下作出的贡献：《全球繁荣中的机会平等》（任务小组负责人：Tazeen Hasan）；《司法创新对贫困、增长与发展的影响》（任务小组负责人：Vincenzo Di Maro）以及关于印度的研究《谁在司法之中？十年间比哈尔邦法院中的种姓、宗教与性别》（Sandeep Bhupatiraju、Daniel L. Chen、Shareen Joshi和Peter Neis）；以及《造就人：身份对现代化社会中表现的影响》（Karla Hoff和Priyanka Pand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