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知道，世俗化国家往往比宗教国家更富裕。要弄清其中缘由，就得理清认知和社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关系，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的小型研究团队想提出一个更直接的问题：究竟是世俗化这只“鸡”先出现，还是经济这枚“蛋”先出现？
我们的近期发表于《科学进展》的论文表明，在20世纪，世俗化先于经济发展发生，而非相反。虽然这并不能证明世俗化会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却排除了相反的因果关系。时间之箭只朝一个方向前进，因此不能认为经济表现会影响人们过去的看法。
盖洛普全球调查清楚展现了世俗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宗教信仰最浓厚的国家。但在现代调查出现之前，20世纪初那些依靠蒸汽动力的学者早已注意到，工业化社会往往比农业社会宗教色彩淡薄；只是他们对原因有不同解释。
20世纪初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经济发展先于世俗化。他认为，宗教承担着教育和福利等社会实际职能。但当富裕社会开始自行履行这些职能时，宗教便被推到了边缘。另一方面，几十年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宗教变革先于经济发展。他写道，新教改革凭借“新教职业伦理”催生了生产力和经济改善的蓬勃浪潮。
两人之中只能有一人正确。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借助现代计算机和先进统计方法，试图判断究竟是涂尔干还是韦伯说得对。一些研究发现世俗化先发生，另一些发现发展先发生，还有其他研究发现两者同时发生。
深入历史
我和同事认为，阻碍我们找到答案的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历史纵深。要衡量“世俗化”这样复杂的概念，就需要全面调查。但在1990年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直到近几十年，这才成为可能。不过，我们首次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深入追溯，覆盖整个20世纪的100年。
当我们汇集以下领域的证据时，便得以获得一支观察时间的“潜望镜”：人类学、政治学和神经科学：人们的信念和观点会在生命最初几十年间形成并逐渐定型。
因此，尽管一生中经历起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始终会反映其成长时期的经历。他们会不自觉地把童年所处社会世俗化程度的“化石版”带入当下。所以，如果你想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有多虔诚，只要看看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成年的人有多虔诚即可。
我们汇总了欧洲价值观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答案。这两项调查自1990年以来一直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询问其宗教信仰程度。通过汇集20世纪不同年代成年者的数据，我们得以绘制一条新的世俗化时间线。
我们将其与10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比较。下图显示，至少在英国、尼日利亚、智利和菲律宾，代表世俗化的红线领先于代表经济发展的蓝线。我们的统计分析表明，在测量的109个国家中，情况无一例外。
个人权利使国家彼此不同
结论十分明确：世俗化先于经济发展，而非发生在其后。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排除涂尔干的功能主义模型，但还不能宣告韦伯获胜。任何人类社会都是各种纠缠的原因、结果和动态涌现现象交织而成的喧嚣场域。在这个领域试图为任何事情寻找单一原因，无异于徒劳。因此，我们考察了是否有其他解释更令人信服。
例如，尊重个人权利是人道主义革命在道德上的胜利，也可能为社会实现经济繁荣提供所需的“助力”。尊重个人权利要求容忍同性恋、堕胎和离婚；我们发现，世俗社会只有在逐渐更加尊重这些个人权利之后，才会走向繁荣。
如果把目光聚焦于世界不同地区，就会发现有些富裕国家宗教氛围浓厚，也有些贫穷国家十分世俗。美国和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等，经济上已相当繁荣，但宗教仍然重要。相反，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是地球上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经济表现却处于中等水平。事实证明，区分富国和穷国的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尽管在一些国家，法律有时迟迟跟不上人们观念的变化。
不过，我们不应忽视宗教的作用。宗教影响力减弱后，个人权利为何蓬勃发展并不难理解。话虽如此，个人权利完全可以存在于宗教世界中。如果宗教机构能够减少保守势力的影响，拥抱现代文化价值观，就能为未来经济繁荣的社会提供道德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