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时代的客观性与真相
玛丽安·里德，西弗吉尼亚大学
我们教导年轻记者：追求真相，尽量减少伤害。这是我们指导他们为新闻职业做准备的方式。直到最近，基于事实、客观报道一直是现代新闻业的信条。但在这个时代，客观性还是一个相关的概念吗？假新闻、过滤气泡和另类事实？
面对一个不那么诚实的总统政府，主流媒体变得更具对抗性。新闻文章和广播听起来像社论，记者称特朗普总统为“骗子”，并提醒民众注意他们所说的危险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历史悠久的《华盛顿邮报》如今在报头刊载“民主在黑暗中消亡”，这句措辞强烈的话也体现在该报对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尖锐批评报道中。
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客观性这一概念了。近年来，“平衡”报道的做法稀释了这一概念。无论双方论据的相对价值如何，都给予同等时间，从而造成虚假的等同，让公众感到困惑。
也许记者应以更科学的方法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科学家同样追求真相，但他们致力于寻找以证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不受电视收视率、发行量或社交媒体“点赞数”的影响。
新闻业在努力重获相关性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前进的最佳途径未必是回归客观性，而是以严谨的方式寻求并讲述真相——这种方式以真实事实和占优势的证据为依据。我们的职业和民主都仰赖于此。
政客撒谎；民主需要真相
克里斯托弗·比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上个月，《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专栏公布了更新后的统计，列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所作的所有虚假和误导性说法：1,057条，平均每天五条。
毫无疑问，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但这真的重要吗？乔治·奥威尔曾有句名言，“政治语言……旨在让谎言听起来像真话，让谋杀显得合乎情理。”奥威尔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当政客就意味着撒谎。因此，很多人会问：一天五次，还是25次——这究竟有什么区别？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也是一名犹太人，她逃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定居纽约。在她的文章《真理与政治》中，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民主社会要求我们在两件事上达成共识。第一，事实确实存在。第二，我们应尽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如实呈现这些事实。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努力讲真话。
为什么？因为政客——例如总统——越是违背这些共识，我们其他人就越难以认同、反驳，甚至评估他所说的话。发生这种情况时，辩论会变得越来越毫无意义。到某个时候，民主本身也会受到威胁。
如果阿伦特是对的，那么谎言确实重要。尤其在当下，讲真话是一种深刻的政治行为。
“反科学”标签
特洛伊·坎贝尔，俄勒冈大学
如今，否认气候变化或科学界认同的任何事实的人，往往会立即被贴上“反科学”的标签。然而，否认个别科学事实的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认同科学。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9%的美国人认为“科学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科学在何时、如何以及为何遭到否认、忽视或排斥，与其说是因为人们完全不信任科学方法，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个别信息来源的信任、错误信息、个别出于动机的否认行为，甚至是我和同事所称的“逃避事实”，而非直截了当的“否认事实”。
几乎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候否认过科学。我年轻时，曾否认诊断出我患有低血糖症的医生的检查结果。当时我是高中最优秀的理科生，若有人给我贴上“反科学”的标签，那简直荒谬。我只是带有偏见，并且有动机否认一项科学事实，因为接受它就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所有最喜欢的食物。
偏见、动机、两极分化和回音室效应，才是人们接受科学时面临问题的真正根源。不幸的是，“反科学”这个简单化的标签往往掩盖了这些问题，阻碍我们传达科学真相。
如果我们热爱科学，就需要开始以更科学的方式看待对科学的否认。
所谓中立的信息空间与真相
丹·克林，密歇根大学
在商业化的信息空间里，真相并非被高估——它根本不值一提。
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说得几乎完全正确：这些地方与其说是一系列管道，不如说是琳琅满目的矩形。从智能手机应用到电视演播室布景，这些矩形空间中的信息排列方式，都被设计成看起来“中立”。
自维特鲁威时代以来，西方对空间的观念便告诉我们，顶部就是最高处、最重要的位置。这种古老的空间等级观念也延续到了数字空间。新闻和信息的横向流在底部流动，不论其价值如何。但屏幕顶部的位置依然特殊。
那么，这个特殊位置留给最真实的内容了吗？没有，那里放的是更重要的东西——最有可能带来收益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