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许多国家的公民自由不断收缩：压制异议的法律相继出台，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助长仇外情绪，而那些敢于向掌权者说真话的人则遭到恐吓，甚至暴力对待。
根据CIVICUS的研究，如今有32亿人生活在公民空间遭到压制或关闭的国家，种种警讯表明，情况正在恶化，而非好转。
这会如何影响企业？商界过去发挥了什么作用，又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企业侵蚀公民自由
这些日益增多的限制中，许多由政府施加，但在某些情况下，商界也难辞其咎，助长了公民空间的萎缩。
上个月，我们公开了一个数据库，记录从事企业问责工作的维权人士遭受攻击的案例。在涵盖的两年——2015年和2016年——中，我们发现全球各地发生了450多起此类事件。
发生这些袭击事件最多的六个国家全部位于拉丁美洲。
在一些国家，企业曾悄然游说政府通过立法，限制非政府组织监督和质疑影响当地人生计的项目。
法律体系也被广泛用于将维权人士正当的工作刑事化、切断他们的资金，并以“恐怖分子”“叛徒”“反发展”或经济破坏者之名迫害他们。在智利，抗议林业公司的马普切原住民活动人士就曾被反恐立法用于起诉。在其他国家，一些公司还对批评者提起诽谤诉讼，意图让他们噤声。
有益于公民社会的事，也有益于企业
这些企业正让自己暴露于重大风险之中，也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一项又一项调查表明，消费者愿意向恪守道德、重视社会价值的企业购买产品。参与此类活动的企业，是在用短期收益换取长期损失。
事实上，支持健康、充满活力的公民环境，具有充分的商业理由。
首先，公民社会和企业都需要同样的环境才能蓬勃发展。成功的企业有赖于开放、尊重权利的社会以及法治。同样，成功的公民社会组织也离不开这些条件。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创新对企业至关重要，而公民空间受限时，这些能力就会减弱。公民社会需要表达和结社自由得到切实尊重，并能自由使用补救和申诉机制来开展工作，企业也是如此。政治和经济动荡对双方都不利。腐败的政治体制和司法机构，以及注册、运营和融资方面的重重障碍，都会损害企业和公民社会。
或许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确凿证明，促进开放、宽容、透明社会的因素，与推动商业投资和增长的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不过，如果我们考察各国在营商便利度指数和最佳经商国家指数中的排名，再与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世界自由度》指数的排名相比较，就会发现，在这两组指数中，排名靠前和靠后的国家都高度重合。这至少有力地证明，繁荣的经济和蓬勃发展的企业，能够与高度自由、开放以及尊重所有人权并存。
捍卫公民自由的商业理由
强大的公民社会还能以其他方式使企业受益。
例如，捍卫人权并帮助减少社会动荡，可以提高人们对投资和企业运营的接受度，帮助企业获得运营的社会许可，并降低资本成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研究表明，公民自由能够减少腐败，进而降低经营成本。此外，公民社会代表发挥监督和报告作用，这对企业有益，因为他们会处理那些严重到仅凭竞争和商业活动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
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也更受消费者和员工青睐，因此相较于表现落后的企业更具竞争优势。那些选择忽视或削弱公民社会的落后企业，将面临声誉受损、品牌受创、股东撤资、融资中断、昂贵诉讼以及重大且计划外的运营成本等风险。一项研究发现，一项大型世界级采矿项目若因与社区发生冲突而延误生产，每周将损失约2,000万美元。
发挥良好作用的实例
值得庆幸的是，有些企业明白自己能够在保护公民活动人士和公民自由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一些企业也确实付诸行动。
我们看到，蒂芙尼公司和S-Group公开发表声明，声援安哥拉和泰国的维权人士。我们看到，全球服装品牌携手合作，保护柬埔寨罢工工人。我们看到，数百家公司公开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旅行禁令。我们看到，五家IT公司公开承诺不参与巴基斯坦审查互联网的招标。我们还看到微软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争取在联邦机构查阅客户电子邮件时告知客户的权利。
联合国全球契约提供了许多实例，展示其他企业如何因行业而异，以多种方式支持法治。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企业的介入都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这些企业明白，世界许多地方的公民自由正在遭到瓦解，出于自身利益和道德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能也不愿对此视而不见。其他企业应当以他们为榜样。2016年是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1年下降，仍有太多企业对侵害公民活动人士的行为负有责任或对此予以纵容。更频繁地采取行动、为捍卫公民自由和人权发声的企业，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肯定，并取得显著的长期经济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