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地球超载日 ——即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超过地球自我再生能力的那一天——落在8月13日。
虽然地球能够自我更新——循环水与碳、使植物再生，甚至重建野生动物种群和野生鱼类资源——但8月13日却是我们对其资源的使用开始超出承载、此后直至年底都处于“透支”状态的日子。这一发人深省的消息凸显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应对过度消费、人口过剩和贫困等挑战的新思路。然而，我们仍有机会扭转当前许多导致环境枯竭和生态崩溃的趋势。
第27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该大会近期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其中设有一个半天的专题环节，科学家和实践者在此讨论世界各大信仰能否以及如何促进更负责任地利用地球。鉴于全球超过80%的人口自认为信徒，且其态度和行为受信仰影响，这种潜在影响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合作的成效在科学界常常存在争议。大会期间，从事该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回应了许多此类质疑，并基于大量实证证据，展示了基于信仰的保护项目的切实影响与价值。
大会结束后仍备受关注的五大核心观点如下：
基于信仰的环境行动呼吁可以取得成功。印度尼西亚的老虎保护行动（追随全国伊玛目理事会颁布的教令）、喜马拉雅地区由藏传佛教生态寺院主导的气候适应与韧性建设，以及东非天主教青年网络开展的环境教育，都有力地表明：基于宗教伦理与领导力的环境动员，能够提升信仰群体的环境意识与行为。
与此同时，与会者普遍认为，泛泛的行动号召是不够的。在宗教机构内部确立为项目和规范的活动，比信仰领袖的一般性号召更有可能产生持久影响。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信仰可能是推动行为改变的催化剂，但同时还需要在教育、实践、奖惩和社群层面进行干预。实证证据支持这一研究结论：由当地宗教机构发起、并能够借助此类渠道强化信息与活动的环境倡议，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尽管如此，对于希望与信仰群体合作的保护人士而言，掌握恰当的话语体系仍是关键前提。多数发言者强调，无论是科学词汇还是宗教词汇，都应不断拓展自身的词汇储备。对于希望将伦理命令转化为行动的信仰领袖而言，理解资源为何正在枯竭或遭到破坏，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加以保护，至关重要。
建立联盟失败的原因，往往归结为无法弥合分歧，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宗教与科学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过去几年表明，信仰领袖与保护人士一样，同样关切环境与气候状况。然而，这些关切可能源于不同的世界观和动机，尽管各方在范式差异上彼此包容，保护人士有时仍难以接受这些差异。
最后，这引出了大会期间出现的、基于信仰的保护领域最具希望的态度转变之一：承认信仰领袖和宗教机构是重要且平等的利益相关方群体。那些希望与保护人士合作的信仰领袖，正是希望从保护科学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中获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领袖和宗教机构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并无二致，理应受到充分尊重和欢迎，而不是被妖魔化，也不应被奉上神坛。
若要收紧过度消费的缰绳，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盟友：能够触及数亿对传统环境信息无动于衷之人的保护倡导者。保护人士完全有理由赞赏教宗方济各关于环境的通谕 Laudato Si（《愿祢受赞颂》）。该通谕以不容商榷的措辞将过度消费界定为道德罪过，并指出全球市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滥用负有责任。
然而，正如我们在蒙彼利埃所认识到的，即便是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发出的行动号召，如果没有机构层面的切实改变相伴，仍将白白错失良机。若要借助世界各大信仰的教诲及其无比巨大的道德权威，为我们共同的星球福祉服务，我们就需要既与宗教机构合作，也与其富有感召力的领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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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ekila Chungyalpa，Sacred Earth主任、McCluskey研究员兼耶鲁大学副研究学者，并且是世界经济论坛的 “信仰的作用”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以及Fabrizio Frascaroli，社会保护生物学学会宗教与保护生物学工作组副主席
图片：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名印度教妇女于恒河岸边举行仪式，礼拜太阳神，庆祝Chhat Puja节。路透社/Jayanta Sh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