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被接踵而至的威胁震撼。气候变化、疫情、不平等、冲突、恐怖主义，甚至令人胆寒的核战争风险，都在不断加剧。然而，国际合作最为迫切之时，集体行动却未能跟上。原因之一是，长达四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实验正在瓦解。民族国家已陷入困境，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20世纪机构也因此陷入瘫痪。
各国难以跟上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正迅速让渡主权，转而采用其他治理、权力与影响力配置方式。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这一转变。民族国家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但权力日益分散到非国家网络之中，其中也包括倒退势力。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不仅有跨国企业和慈善组织，还有庞大的特大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
大中型城市尤其适合解决地球面临的许多严峻挑战。首先，如今全球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时，这一比例还不到1%。这也是城市成为全球经济新权力中心的原因之一：城市是以人为本的创新、创业和增长平台。民族国家往往本能地追求独立和竞争，并受僵化边界和狭隘主权观念所界定；相比之下，城市的相互依存、合作与开放程度要高得多。城市是抵御反动民族主义的理想良方。
城市正稳步积累经济实力，但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仍缺乏影响力。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大型城市中心正在大力投入城市间外交。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巴黎、新加坡和上海等全球城市，已围绕市政利益和能力制定全球愿景。柏林、开普敦、香港和多伦多等较早开展城市外交的城市，正与大学、智库和私人中介携手，与海外同行建立经济、文化和安全联系。
城市正在找到共同目标。但若要真正制定全球议程，就必须共同行动并发出共同声音。如今，这一进程已开始显现。美国各地数百座城市联合起来，在从气候行动到为所谓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等议题上反对白宫。民族国家放弃履行国家主权职责之际，城市正在承担自身的主权责任。
将城市连接起来的网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遍布美国，也覆盖全球。目前已有200多个这样的网络，包括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ICLEI网络和C40，致力于处理从接纳难民、维护公共安全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广泛议题。如今，城市网络的数量已超过民族国家的数量，尽管前者的影响力远不及后者。
新近成立的气候与能源市长盟约体现了城市合作的潜力。该盟约有超过7,500个欧洲签署方，覆盖至少2.5亿人口。盟约承诺到2030年将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减少40%。与此同时，382位所谓的“气候市长”负责管理着6800万美国人，他们也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数日后重申了各自的承诺。
全球市长议会于2016年成立，旨在赋予城市更大的领导作用，并让城市发出共同声音。全球已有70多位市长签署加入，携手开展气候行动、支持移民并加强地方治理。尽管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当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无力或不愿应对最严峻的全球挑战时，该议会可能成为一股强大力量。
全球市长议会旨在赋能市长，让他们发挥所长：采取行动。它为市长们提供发声渠道和决策席位，也让他们能够对一项新兴城市议程进行表决。民族国家仍不愿让城市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随着城市地位不断上升，这种状况已不可接受。该议会还增强了城市否决违背城市发展需要之决策的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最为弱势的地区。
城市已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紧迫的议题上率先行动。它们无需征求民族国家的许可。尽管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清洁能源、平等、安全、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斗争将在城市中展开，也必须让城市居民参与其中。毕竟，未来总是最先在城市发生。各国仍在原地踏步之时，城市领导人已在建立全球联盟、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带来了一线难得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