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不平等、教育机会和财产权等多重交织的不平等,都会加剧城市中的暴力受害现象;
几乎每座城市的大多数暴力犯罪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街区;
要扭转不平等、让城市更安全,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必须从治理热点地区着手,尤其是贫困地区。
城市暴力具有可预测性;它集中发生在特定地点、特定人群之中,并且集中于非常具体的时段。这意味着暴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集中在所谓的“热点”街区和街段。
无论是收入、财富,还是福祉与禀赋方面的不平等,都是从社会凝聚力到社会流动、再到预期寿命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在暴力猖獗的城市和街区,减少不平等和集中性劣势是减少暴力最有力的途径之一。
一个人出生和生活的地方与其一生的机遇息息相关。不难理解,生活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程度较高环境中的人,比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容易遭受暴力侵害。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且收入不平等和集中性劣势更为突出的街区,往往存在更严重的不信任、社会失序和暴力犯罪。未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会大幅削弱不同世代之间机会和结果的平等,从而使暴力延续下去。
城市中的暴力受害现象,受到多种相互交织的不平等影响。例如,收入和财富处于较低五分位的人,比收入较高群体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在墨西哥,尽管全国贫困率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市镇报告的暴力犯罪水平也较高。受影响最严重的街区往往缺乏自然监视,居民处境不利(低收入、高失业率、低教育水平),街区也不稳定(人口流动率高,单亲户主家庭较多)。
同样,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不仅会延续经济不平等,也与更高的暴力暴露风险相关。劳动力参与、教育成就、生殖健康和政治代表权都与密切相关,并与更高的安全水平相伴。

几乎每座城市的大多数暴力犯罪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街区。城市某些区域几乎没有暴力犯罪,而另一些区域的犯罪率可能高出一个数量级。对五个拉美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全部犯罪中有50%发生在仅占3-8%的街道区段。在波哥大,例如,超过98%的凶杀案发生在不足2%的街道区段内。
弱势社区与地方政府,尤其是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紧张。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可能进一步削弱信任。此外,当地居民离开受暴力影响的街区,可能加剧社会空间隔离、削弱社会效能,并加深他们离开的社区中的不安全感。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集中性劣势更为突出的街区,暴力犯罪水平也更高。不平等且暴力频发的街区,往往还会对表面上更稳定的街区产生外溢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将预防犯罪和减少暴力列为优先事项。这一做法比听起来更具突破性,因为许多地方政府担心承认这些挑战会对本地和外国投资、旅游业以及选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从麦德林和圣保罗到纽约和奥克兰,许多城市在过去二十年里显著提升了公共安全。同样,全球市长议会等网络组织全球市长议会和“让我们的城市和平”也鼓励成员到2030年将暴力减少一半。
减少暴力的经验
1. 城市综合改造必须聚焦热点地区:城市当局往往忽视贫困地区,或试图用警力加以控制,而不是优先投资受影响街区、解决导致犯罪暴力的根源。风险最高的地区通常缺乏基础设施和服务,与正规就业机会之间的空间和数字连通性也很差。当地居民往往面临土地和房产产权缺乏保障的问题,也缺少获得就业机会所需的教育和生活技能。国家治理缺位和社会契约破裂可能加剧暴力,使贫困和边缘化居民困守原地。
城市政府、商界和公民领袖应当将减少暴力列为优先事项。所需的是一种应对空间、经济和社会排斥的综合方法,包括全面推进城市改造,解决当地居民面临的问题。
2. 环境设计改进和智慧警务与城市暴力减少密切相关。例如,高杆路灯被认为有助于减少非正规住区的犯罪和暴力,同时零售商店营业时间延长也促进了内罗毕的经济活动。打造安全且方便不同社区成员使用的公共空间,在棘手地区合理部署警力和资源,并加强社区参与,也都十分重要。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已被证明行之有效。
3. 加强社区参与和集体效能至关重要。赋予街区居民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能力,是减少暴力犯罪的关键。这意味着要增强社会凝聚力,包括居民之间的信任,以及与政府之间积极的互惠关系。沙基在美国城市开展的开创性研究强调,与年轻人合作,帮助他们避免暴力冲突、培养积极亲社会行为,并学会远离不良同伴,具有重要价值。
4. 优先改善就业机会和生活技能的获取。为暴力高发街区的青年创造通往体面工作的渠道,有助于减少违法行为和犯罪。还需要采取策略,支持特定高风险年轻男性(及其父母)获得工作机会以及生活技能发展。目标是为高风险青年提供机会和新的视野,帮助他们走上远离暴力的道路。
归根结底,城市犯罪和暴力会造成深远的经济代价。根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之路》报告,暴力每年导致全球GDP增长损失2-8%。预防暴力除了能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还可能在全球创造高达700亿美元的收益。例如,一项对美国城市的研究发现,凶杀暴力减少25%,次年房价可能上涨2.1%。这相当于杰克逊维尔的15亿美元至波士顿的110亿美元收益。解决收入、机会获取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不平等,不仅在道德和伦理层面有意义,在经济层面也同样合理。
要扭转不平等、减少城市犯罪,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必须从治理热点地区着手,尤其是贫困地区。关键在于采取全面干预措施,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数据驱动的警务和有针对性的服务供给,与环境设计改进及更有保障的产权结合起来。赋能社区、鼓励社区参与,并改善居民获取生活技能和经济机会的渠道,也至关重要。落实这些政策后,便能迅速取得持久成效。减少不平等,是从长远减少暴力的基础投入。
罗伯特·穆加将与合著者伊恩·戈尔丁共同推出新书《未知之地》。该书探讨不平等等重大趋势及其与暴力的关系,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由企鹅兰登书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