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城市集中度提高会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本文专栏文章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并使用一套涵盖68个国家、跨越过去30年的原始数据集展开分析。平均而言，城市集中度有所下降或保持稳定，但这些平均值掩盖了各国趋势的巨大差异。城市集中有利于高收入国家，却并非如此惠及发展中国家。
城市集中会促进经济增长吗？按照主流观点，城市集中被认为能够带来广泛益处。它与贫困减少（Sekkat 2017）、污染减少（Makido et al. 2012）和不平等程度降低（Castells-Quintana and Royuela 2015, Oyvat 2016）相关；更为一致的是，它与集聚经济的形成和生产率提升相关，而后两者又会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综述参见 Martin 2008）。城市结构越集中，尤其是在发展水平较低时，就越常被视为有利于增长（Brülhart and Sbergami 2009, Henderson 2003, World Bank 2009）。
然而，这种看法或许根基薄弱。有两个因素支持这一判断。首先，关于世界各国城市集中度如何演变的信息有限。大多数相关研究分析的是一国内部城市规模分布的驱动因素（Anthony 2014）。少数研究分析其模式，但要么采用跨国横截面数据（例如 Short and Pinet‐Peralta 2009），要么聚焦某个国家或地区（例如 Aroca and Atienza 2016, Behrens and Bala 2013）。其次，研究会使用城市首位度——即一国城市人口集中在最大城市的程度（Anthony 2014, Behrens and Bala 2013, Henderson 2003），或居住在规模超过特定门槛城市中的城市人口占比（Brülhart and Sbergami 2009, Sekkat 2017）——但这些指标并不能很好地衡量城市集中度。
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我们通过编制一套全新的数据集，弥补了研究这类关系时的不足。这套数据集使我们能够为大量国家构建更细致的城市集中度指标，并考察1985年至2010年间众多国家城市集中度的演变（Frick and Rodríguez-Pose 2018）。随后，我们分析同一时期城市集中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关注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差异。
检验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我们使用 citypopulation.de 上各国可获取的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2014年世界城市化展望》（联合国，2014年）的信息，从头构建了一套新的城市人口数据集。该数据集涵盖68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85年至2010年。基于这些数据，我们构建了三个不同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用作衡量城市集聚的指标。第一个指数（HHI50）纳入一国所有人口达到或超过50,000人的城市；第二个指数（HHI100）纳入所有人口达到或超过100,000人的城市；最后一个指数（HHIrank）则纳入规模最大的25座城市，不论其人口规模。这些指数用于分析1985年至2010年间城市集中度的演变。
图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集中度的演变，1985—2010年
图1展示了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各项HHI的平均值。由此可以得出三点发现。
第一，发达国家的城市结构远没有发展中国家集中。尽管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集中度显著下降，但在HHI50和HHI100指标上，两者的差异尤为明显。
第二，发达国家的平均集中度总体保持相对稳定，而发展中国家则发生了显著变化。发展中国家的HHI50和HHI100平均值原本高于发达国家，但随后大幅下降（分别从0.36降至0.28、从0.48降至0.36），显示城市人口集中度有所降低。这一趋势源于新兴世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1985年至2010年间，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最不发达国家则接近增长至三倍。这促成了新城市的出现，也使各种规模城市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
最后，不同指标的演变情况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HHI50与HHI100平均值均有所下降——尽管下降速度不同——表明集中度降低。相比之下，两组国家的HHIrank平均值均保持稳定。
两个国家组内部都存在显著差异。图2显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城市集中度按不同指标呈下降、稳定或上升的国家占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过，根据HHI50和HHI100指标，2010年城市结构比1985年更分散的国家更多。然而，HHIrank显示，近十分之四的发达国家在2010年的城市结构比1985年更集中，只有十分之三的国家集中度有所降低。
图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集中度的演变，1985—2010年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更为一致。随着城市化率上升以及城市规模普遍扩大，在分析期内，压倒性多数国家的城市集中度有所下降（按HHI50和HHI100衡量）。拉丁美洲的城市集中度降幅最大。相比之下，许多亚洲国家的城市集中度有所上升。如今，二分之一的亚洲国家比1985年更加集中。非洲的情况则因所选指标不同而大相径庭。
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
国家层面的城市集中度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对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分析表明，与主流看法相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关系。城市集中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与Pholo-Bala（2009）和Castells-Quintana（2017）的结论一致，这种作用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与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早期研究（例如 Bertinelli and Strobl 2007, Brülhart and Sbergami 2009, Henderson 2003）的结论相悖，尤其是与那些报告称城市集中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影响尤为重要的研究相悖。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城市集中似乎与其经济表现完全无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集中度持续居高不下，同时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1985年至2010年间，发达国家各国最大城市的平均规模增长了约20%；而同期，发展中国家每个国家最大城市的规模增长了一倍以上，平均人口从180万增至400万（数据依据联合国2014年资料）。发展中国家城市规模在1960年至1985年间的相对增幅相似（平均人口从85万增至180万），但后一时期的绝对增量和城市规模都大得多。这一发展可能导致城市规模不经济日益普遍——包括拥堵、污染和大型贫民窟出现——也可能加剧其他不经济现象，如不平等以及社会和政治冲突（Rodríguez-Pose 2018）。因此，城市规模不经济可能会大幅抵消经济活动集中带来的任何积极影响。
对于面临是否应进一步促进集聚、还是推动主要城市地区以外发展的抉择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结果有何启示？
与大多数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一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集中度有所下降，但集中度仍然很高，而且许多国家的集中度有所上升。因此，城市集中度或许不会像人们通常假设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自行调整。此外，分析推翻了这样一种普遍看法：城市结构越集中，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例如 World Bank 2009）。虽然无法得出普遍适用的关系，但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国家可能因集中度上升所造成的拥堵而遭受更大损失，所得益处却较少。因此，从经济角度看，推动主要城市地区以外的发展将有利可图。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完善、且拥有高度受益于集聚经济的产业的发达国家表明，某些国家确实能够从城市集中中受益。这说明，一概而论的政策建议可能并不明智。要制定能够逐案促进并充分发挥城市和城市集聚经济潜力的政策，更具体、以国家为基础的研究或许才是可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