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相信，他们有能力也有权重新设计城市的运作方式。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等规划者，以及从勒·柯布西耶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师，他们迷恋汽车，又面对城市人口迁移加剧的挑战，提出了各式各样的乌托邦方案。并非所有方案都得以实施，而已实施的方案则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高架快速路割裂了社区，传统城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建筑，这些建筑却成了犯罪和苦难的温床。
这种“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带来了激进的变革，却也使城市未能满足居住者的多重需求。事实上，正是由于未能顾及普通市民的需求，才催生了由简·雅各布斯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引领的新城市主义运动。雅各布斯在其开创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应当通过混合用途社区积累社会资本，以更加基层、以人为本的方式进行城市设计。
当我们着手引领由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的新型互联系统的发展时，应当好好吸取二十世纪规划者和建筑师的教训。他们的乌托邦式方案既是设计过度的例子，也是设计不足的例子。说设计过度，是因为人们假定可以在一开始就理解并为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进行设计。说设计不足，是因为设计者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随时间推移适应所有利益相关方需求的流程或平台。
因此，在系统领导中成功运用设计的方法，或可基于回答三个问题：为何设计、如何设计，以及何时设计？
为何使用设计？
设计的作用并非全盘定义或规定一个新系统。正如我们从城市中所见，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注定失败的做法。相反，设计应当用于在系统演进过程中塑造并引导系统，使其尽可能与人类的需求和愿望相契合。换言之，当确有机会改善系统对其各类用户的体验时，就应当运用设计。
这种以人为本的视角，很容易被新兴复杂系统中的技术和经济力量所压倒，因此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重新审视。例如，借助社交媒体连接数十亿人的技术潜力，为Facebook等科技平台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收益，也为广告商带来了竞争优势。起初，设计在使社交媒体平台的体验尽可能便捷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但社交媒体成瘾的意外后果以及假新闻对民主的冲击，如今带来了一个新的、更为紧迫的设计问题。社交媒体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设计，以便在使用体验的便利性与健康、公平和透明的伦理问题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毫无疑问，随着社交媒体的持续演变，还将出现需要解决的新设计问题。如果设计能够优先聚焦于随之出现的最重要问题，就能让用户更好地体验复杂系统。
如何使用设计？
设计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实践，不同于分析式的问题解决方法。以一把椅子的设计为例。设计者会把椅子的造型、结构、性能和外观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他们会绘制草图并制作原型，展示整把椅子、其材料、形状和颜色，以便潜在用户判断它是否美观舒适。若只向客户展示椅子的一条腿，并询问他们是否认为这把椅子舒适或有吸引力，那毫无益处。这一点或许显而易见，但正因为设计需要将诸多想法和理念综合为一个整体，当眼前的设计问题过于复杂时，它便会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关键在于挑选复杂系统中的某些地点或时机，使设计的整体性方法能够发挥作用。这些地点应当能够对系统用户的体验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其复杂性又是可以管理的。这些设计的“干预点”需要足够简单，以便从整体上加以应对；同时又要足够重要，使得一旦重新设计，就能对更大的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有时，这些设计干预既可以是复杂流程中的关键时刻，也可以是复杂系统中的关键节点。在一篇题为 Design for Action，罗杰·马丁（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所长）和我提出，我们称之为“干预设计”的方法对于希望提升创新流程效率的组织十分有用。我们提出，将设计思维应用于特定组织及其流程，除了其产出的成果之外，还有助于提高想法成功涌现的可能性。以汽车行业的原型设计为例。设计师若要开发计划在三到五年后投产的新车型，就面临着如何确定任何新设计应有多激进的问题。他们必须说服高层管理人员批准一项新提案，该提案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而对于市场能否接受，却几乎没有数据可依。
设计师通常采用两种形式的干预设计来推动其主张。第一，他们不会等到设计完全定稿才向高层管理人员展示，而是展示一系列原型，使其随时间推移逐步完善。这有助于让管理层逐步接受设计，并在此过程中有多次提供意见的机会。第二，设计师经常在大型汽车展上制作概念车，供媒体展示。这些设计往往比计划中的量产车型更为激进，但由于它们在量产车上市前多年便已向公众展示，它们开始为市场接受新产品做准备，并降低新产品仅因新颖而被拒绝的可能性。制作多个原型和向市场展示概念设计，都是将干预设计应用于复杂流程、以提高其效率的范例。
干预设计的理念可以应用于多种类型的系统。其原则是挑选那些设计最有可能以积极方式塑造系统的地方。这些干预点的规模必须使设计的整体性成为优势而非劣势。在近期于达沃斯举办的科技伦理研讨会上，与会者正面临这样的挑战。一个小组被要求提出如何设计一种更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方法。解决整体问题规模过大，但在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的指导下，该小组认定教育体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干预点。通过为所有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伦理设计课程，或许有可能显著影响人工智能系统的最终结果。
回到城市设计的挑战，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于1966年获得一项资助，研究“公共空间的形式与生活”。继简·雅各布斯的工作之后，他游历欧洲，以了解公共生活的质量，例如公园和人行道餐饮设施，如何影响更广泛的城市体验。在教授由此形成的原则数十年之后，他共同创立了一家设计公司盖尔事务所（Gehl Associates），该公司此后进一步展示了城市尺度上的干预设计如何能产生巨大影响。他的家乡哥本哈根拥有便利行人和骑行者的设施，是系统整体表现如何能因多个较小的设计干预而得到积极改善的例证。人行道餐饮区、自行车道、步行区以及经过精心设计的公共广场，被证明对城市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同时也积极促进了城市的经济财富。盖尔事务所的工作已延伸至全球各地的城市，包括伦敦、纽约、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无论是决定何时制作和分享原型、设计公园，还是设计教学课程，识别适合应用设计思维的正确干预点，都是系统领导者的关键职责。
何时使用设计？
系统的复杂性使人们在一开始就容易陷入过度设计。传统的监管政策设计方法便是一个例证。冗长的研究之后紧跟着详细的提案，力求涵盖尽可能多的未来情景，结果导致监管规则缓慢、笨重且僵化，往往与其所要监管的技术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在位于旧金山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跨学科的专家团队与政府代表正在尝试一种不同的策略。他们采用更快速、迭代且具实验性的方法，探索针对区块链、无人机和个性化医疗等前沿技术的监管。在一个例子中，负责无人机的团队与卢旺达政府合作，在数月内推出了无人机监管的原型规则，而大多数选择采用更传统方式的监管机构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IDEO一直在探索，如何在这些前沿技术的发展周期中更早地与之接触。希望了解新技术及其对新兴系统影响的组织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技术本身往往不为非技术背景的领导者所充分理解。可供借鉴的商业应用案例可能寥寥无几，而等到有说服力的案例出现时，往往已经来不及追赶市场领导者。第二，人们认为探索新的前沿技术风险很高。必须探索许多想法，才能找到一两个有望产生大规模影响的方案。许多组织发现自己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在探索新技术方面行动迟缓，另一方面又认为此类探索的风险高得令人难以接受。
我们的经验是，必须采用新的合作形式，才能加快探索速度并降低感知风险。IDEO CoLAb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成员们聚在一起，探讨与新兴技术和社会系统相关的重要问题。诸如“分布式网络如何能基于信任创造新型价值？”之类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快速设计冲刺来加以探索。企业研究员与来自工程、设计和商业领域的研究生组队，在八至十二周的时间里，经历数轮原型制作。每个原型旨在体现设计、技术与商业思维的融合。许多原型以初创企业商业构想的形式呈现。
例如，有一支团队设计并制作了一块与区块链相连的太阳能板，它能够跟踪自身的能源情况，并能自主创建和交易自身的可再生能源证书。来自企业成员的反馈表明，他们能够更早地理解潜在的市场应用，同时与他人分担风险。在典型的年度周期中，设计冲刺会产出100多个原型。每一个原型都增进了对分布式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复杂系统性技术的共同理解，这些技术应用于出行、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物流等领域。附带的益处包括接触到那些原本可能不会选择加入成熟机构的技术和创意人才，以及接触初创企业的融资交易机会。
诸如CoLab之类的新型协作创新形式，或X大奖以及其他“开放”平台等替代性协作方式，为以更有效的方式探索新兴系统提供了可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益处，领导者应寻找具备以下部分或全部特质的创新流程：
1. 速度。技术和系统的发展速度过快，传统的研发周期已无法跟上。必须开展设计冲刺，或采用同时进行多项探索的方法，才能探索足够广阔的领域。
2. 多元性。扩大参与者群体，无论是通过开放平台还是精心挑选的合作者团队，有助于确保思维更加多元。
3. 完整性。提出的解决方案应平衡客户期望、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的要求。若过分狭隘地只关注一两个方面，很少能带来可规模化的成果。
4. 突破边界。如果所选方法不促使人们在既有行业之外思考和工作，最好是与其他行业的人员合作，那么你就可能陷入常规思维，从而容易受到意外颠覆的冲击。
5. 风险共担。不应将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顾虑作为回避合作的借口。即便你拥有由此产生的想法，探索较少的路径也更具风险。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如果能够更早获取更多想法，组织通常愿意在探索的最初阶段放弃对知识产权的独占所有权。
对于希望影响当前和未来系统的人而言，设计是一项有用的工具。它注重满足人和社会的需求与愿望，有助于确保创新努力产生积极影响。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它们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运用设计思维。我们要做好准备，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迭代和重新设计，而不是假定可以一开始就获得完美的设计。我们要审慎选择干预的地点，以便能够在适当的规模上行动。我们要协作设计，以便更快速、更有效地探索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挑战。
最后，设计并非可以交由他人代劳的任务。那些希望改善系统的领导者，须亲自参与这些系统的设计；正如诺贝尔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所写：“凡是提出旨在将现有状况转变为理想状况的行动方案的人，都是设计者。”事实上，西蒙宣称，几乎每个人都是，或都应当是设计者，这也包括那些希望引导我们共同未来系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