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正推动全球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发展，也将塑造未来的城市
在加拿大，Sidewalk Labs 的智慧城市试验招致了批评
那么，我们如何建立数据治理机制，让公民切实参与其中，并造福所有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已成为全球最宝贵商品之一的时代。数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最强大科技公司的基石。
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巩固了以数据为驱动的商业版图，并拓展至新市场；数据为从约会应用、云游戏到自动购物和在线支付等各种服务提供动力。
未来的城市也在以数据为基础建设。这些并非《杰森一家》式的飞行汽车和机器人助手飞跃，而是对隐藏基础设施和先进系统所作的细微却意义重大的改变，让城市每天都能为数百万人运转。
能够减少碰撞和拥堵的街道传感器、融化积雪的加热人行道、可预测何时为房间供暖、制冷和照明的建筑，以及能判断人们何时何地需要帮助的应急和社会服务，都是收集人与物行为数据后得以实现的城市改善。
关于在城市发展中如何合乎伦理地使用个人数据的争论，正影响着地方社区和全球市场，而且愈演愈烈。这场争论的核心是 Sidewalk Labs 的智慧城市试验，项目位于多伦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该项目由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Inc. 所有，18 个月前公布，计划在一块名为 Quayside、面积为 12 英亩的滨水地块上，建设一座耗资 13 亿美元、以数据驱动的示范智慧城市。此后，项目接连遭遇辞职、解雇、市民抵制、法律诉讼，以及严重的公众担忧。负责监督项目的多伦多滨水区开发机构由三级政府共同组成；该机构强化了谈判立场，并于 10 月 31 日推动 Sidewalk Labs提出一项协议，在数据治理和利润分享等问题上为多伦多居民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全球公共部门和科技界的领导者都在关注此事。多伦多市政府代表坚持了自己的立场，Sidewalk Labs 的代表也听取了公众的反对意见，但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是：
世界各地的城市如何在不牺牲隐私的前提下，从数据赋能技术中受益？
是对隐私的过度担忧，还是监控资本主义？
我的工作是思考智慧城市的未来。在多伦多，我与市、省和联邦政府、初创企业、大公司、学者及公民活动人士合作，为这个棘手的问题寻找可行方案。我们共同探索了隐私过度担忧和监控资本主义这两种极端立场之间尚未开拓的空间。
以下是 Sidewalk Labs 的提议引发多伦多数据专家关注的一些重大挑战，以及可能解决方案的初步构想。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现有意义的知情同意并不可行
与应用程序不同，街道和公园无法要求使用者在获准进入前勾选对话框，同意个人信息的使用方式。在收集个人信息的公共场所——例如拍摄人群中人脸的视频——人们很难选择不同意。安大略省前隐私专员安妮·卡武基安对此提出了一种解决思路：隐私保护设计，这是她率先推动的一项国际标准。
如果从源头尽量减少数据收集，并对数据进行“去标识化”（即对数据匿名化），就能大幅降低侵犯隐私的风险。而且，如果不收集任何个人信息，就无需征得同意。
最有价值的洞见需要获取个人信息
从源头对数据去标识化可以缓解许多隐私顾虑，但也会剥去数据中最有价值的细节。这有点像造出一架强大的望远镜，想要遥望太空，却在镜头上蒙了一层磨砂玻璃。多伦多大学教授戴维·李和丽莎·奥斯汀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称之为安全共享站点，这是一种技术与法律相结合的接口，可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共享个人信息。
他们提出的诀窍是以一种加密方式保护个人信息，同时保留对加密数据进行查询的能力。分析人员可以提出关联个人数据的问题，但他们看到的始终只是匿名化的汇总结果。所有问题和答案都会被记录，形成审计轨迹，使监管机构和法院能够检查数据的使用情况，并对滥用行为予以惩处。
隐私法律不够完善
加拿大现行隐私法律于 1983 年至 1990 年间通过，早于谷歌、Facebook、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出现。这意味着，我们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虽以坚实原则为基础，但亟需大幅更新。
加拿大三级政府都在审查数字战略，但政策变化缓慢，智慧城市技术的发展却快得多。多伦多滨水区开发机构副总裁克里斯蒂娜·维尔纳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即制定智慧社区准则。该准则以多伦多滨水区开发机构广受认可的最低绿色建筑要求为蓝本，将为负责任的数据使用制定新标准，遵循并超越所有现行隐私法律。准则条款将依据公众咨询反馈制定，并通过合同法执行。
目前尚不存在具备合法性、能够在城市规模上进行数据治理的机构
剑桥分析公司事件之后，公民对大型科技公司管理其数据的信任大幅下降。隐私倡导者同样担心公民数据集中由政府掌控，并警告这可能演变成类似中国备受争议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
谁来决定收集哪些数据、与谁共享，以及如何使用？我在北美最大创新中心 MaRS 的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组织：公民数字信托。这类机构应具有政治和财务独立性、民主合法性、对城市居民负有信托责任，并具备安全共享数据的技术能力。居民将组成公民议事会，商议城市数据可用于哪些公共利益用途。公民数字信托还将确保智慧城市数据带来的益处公平地惠及所有人。
或许不存在一招制胜的解决方案，但这些初步构想都已显现出早期成效。为了在这些小范围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们至少可以采用一种“霰弹式”方案：开展一系列规模较小、相互强化的数据治理试验，分别解决这一挑战的不同方面。
但我们经不起先开枪、后提问。在我们生活、工作和休闲的城市开展试验，必须遵循最高伦理标准，精心设计实验，设置允许失败的实验沙盒，并进行独立监测和评估。如果要解决更大的数据治理挑战，这些试验也不能孤立开展。
解决方案需要共同开发和测试，并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方案结合起来。
测试什么固然重要，谁参与讨论同样重要。如果 Sidewalk Labs 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公民应在议程设定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在评估数据治理方案时发挥实质作用。政府需要更深厚的技术专长，以及更强的数据治理和监管创新能力，才能引领未来城市的塑造。开发商则需要以空前的透明度、开放性和响应能力开展工作，以赢得并维持运营所需的社会许可。Quayside 计划在评估和协商过程中继续为世界各地的城市提供经验教训，并朝着可能获批迈进，预计审批将在 2020 年 3 月底进行——此后多年也几乎肯定会继续带来启示。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或许是制定一套可信数据共享指南，其基础是协调开展公民、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