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住宅价格再次上涨。如今，在这些城市买房的成本约为全球房价最高的纽约、伦敦和香港的一半。要在住房泡沫积聚过多压力之前适度为其降温，就需要更好地管理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而且不能只关注这四个一线城市。
当然，一线城市的住房问题最为紧迫，其政府也迅速采取行动为市场降温。以北京为例，该市将居民购买第二套住房用于投资所需的首付比例提高至房价的最高80%，并全面禁止非居民进行此类投资。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要实现长期解决方案，当局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住宅供应有限，而需求居高不下且持续增长。这是因为大量中国人才（其中许多是年轻人）迅速涌向能够提供经济机会以及更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城市。政策制定者必须确定适当的平衡，在引导全国城镇化进程时兼顾国家管控与市场力量。
目前，城镇化压力正体现在中国600座城市中的前100座。这些城市在2016年居住着7.143亿人，占总人口的52.8%，创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5.7%。在这100座城市中，去年有6座的GDP增速超过10%，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82座的GDP增速介于6.7%至10%之间；仅有12座的增速达到或低于6.7%。
或许更重要的是，人均GDP超过12,475美元的中国城市有33座，这意味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些城市已达到高收入水平。四年前，跨过这一门槛的中国城市只有16座。与一线城市的经历相比，这些高收入城市的城镇化或许能为如何延续中国非凡的发展历程提供更有价值的启示。
新书《中国增长模式的演变：佛山的故事》（由我们其中一人合著）以其中一座城市为案例展开研究。近年来，佛山从广东省省会广州郊外的一个乡村县，转变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工业城市，人均收入在2016年达到17,202美元，而北京和上海分别为16,624美元和16,251美元。2015年，佛山GDP增长8.3%，北京和上海分别增长6.7%和6.8%；工业占佛山GDP的60%。
此外，在债务过高日益令人担忧的中国，佛山2011年的贷款与GDP之比仅为85%，远低于全国121%的平均水平。佛山GDP的快速增长——在中国名列前茅——由私营部门推动，并得到地方政府的适当支持，因此主要依靠自筹资金，而非债务。同样，私营部门为佛山约三分之二的固定投资提供资金，而其固定投资规模达到GDP的30%至40%。
佛山的发展战略着眼于将城市融入充满活力的珠江三角洲供应链。该区域包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等全球城市，从而确保佛山与整个世界相连。战略还包括在专业化领域培养技能、提升能力，打造全球最大的照明和家具市场。
如今，佛山拥有众多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布在全市30多个专业化产业集群中，并融入全球供应链。例如，美的集团在家用电器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佛山还与周边城市建立联系，各城市发挥彼此的比较优势，从而推动共同进步。但与此同时，佛山在市内以及与中国其他城市之间形成了激烈竞争，这很可能是其成功的最大原因。
佛山市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试行乡镇企业和私有化，在扶持民营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政府支持技能提升并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同时避免兴建居民无力负担的住房或不必要的办公楼。在一个饱受产能过剩和住房泡沫困扰的国家，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政策。
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局采取灵活的做法，并密切监测市场信号。得益于这种监测，佛山市和县级政府认识到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重组，并作出相应回应，例如改善住房和医疗保健，向农民工也提供这些社会服务，并治理过度污染。
自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还大力推动佛山民营企业完成艰难的重组过程。例如，佛山陶瓷产业已从一个污染严重、能源密集且分散的产业，转变为清洁、节能且整合度更高的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政府制定并执行的高标准。与此同时，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仍在艰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产能过剩、杠杆过高、交易成本高企以及技术升级不足等问题。
中国日益认识到城市的潜力。正如佛山所证明的，城市具有独特能力，能够支持增长——包括促进竞争、推动创新、淘汰过时产业——同时应对社会挑战、治理污染，并培养能够适应技术颠覆的劳动力。在中国努力管理城镇化、顺应市场力量而非试图压制市场力量之际，佛山模式或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