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要“智慧”:数字技术治理路线图

Singapore
A crisis in public trust emerged in Singapore that is still ongoing.Image: Lily Bans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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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运用先进数字技术推动智慧城市目标的过程中,治理问题正日益受到严肃关注。

  • 城市若要运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工具,必须应对以下挑战:问责、限制技术滥用、保障市民隐私、加强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

  • 二十国集团全球智慧城市联盟已制定一份政策路线图,供城市领导者和管理者参考,作为健全技术治理的基准。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1项》的目标是使城市和人类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韧性和可持续性。为此,各城市正寻求实施一系列智能技术,以帮助其应对新冠疫情等危机,并全面提升效率与生活质量。

尽管这一目标值得称道,但在运用先进数字技术推动智慧城市目标的过程中,治理问题正日益受到严肃关注,尤其是考虑到公众对市政管理信任的重要性。隐私、数据保护、网络安全和互联互通等问题,正逐渐暴露出智慧城市项目在符合伦理和负责任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满足治理需求

2020年,全球各国社会都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新加坡似乎推出了一套有效的技术驱动型接触者追踪系统。市民进入公共场所时须扫描一个载有身份信息的二维码,从而使接触者追踪人员能够追查任何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序,允许加密的身份信息通过数字设备在近距离的人员之间传递,而只有卫生部才能对其解密。

尽管新加坡国民对这些系统多少持怀疑态度,但政府曾多次承诺,相关信息仅用于接触者追踪。因此,当近期发现警方一直将这些数据用于其自身的调查时,公众信任危机随之出现,且至今仍在持续。尽管目前正在推动立法以限制对这些数据的访问,但事后看来,若能更加重视治理问题,或许就能避免许多市民如今视为政府欺骗的情况发生。

新加坡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因为新兴技术带来了全新的一系列治理挑战。在未来几年,城市若要运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工具,就必须应对这些挑战,包括问责、限制技术滥用、保障市民隐私、加强网络安全,以及人机协作的范围。关于新技术部署的争论只会持续增多,因为每项技术都带来其独特的治理问题。

全球疫情引发了从工作与协作到分销与服务提供等各个领域数字创新的激增,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公众的期望。在此背景下,城市在未来十年技术治理的推进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在荷兰阿珀尔多伦,首席隐私官负责就个人市民数据的处理提供建议,数据保护官则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遵守隐私政策。这不仅意味着要落实合乎伦理的部署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还意味着要发挥私营部门协作的作用,并开展推动新技术治理方法演进所需的试验。

尽管不同城市的需求各异,但它们都需要一个技术治理框架,可以参照该框架并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为此,二十国集团全球智慧城市联盟(GSCA)得以设立,旨在帮助城市确定并采纳智慧城市技术的基础政策,并制定政策路线图,供城市领导者和管理者参考,作为健全技术治理的基准。

二十国集团全球智慧城市联盟及新政策路线图。Image: 世界经济论坛

该路线图围绕五项核心原则构建:公平、包容与社会影响;隐私与透明;安全与韧性;以及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该报告由全球智慧城市联盟共同编制,题为《智慧城市治理:合乎伦理与负责任的智慧城市发展政策基准》,分析了全球36个“先锋”城市如何落实这些原则,所依据的是详细调查以及与全球智慧城市联盟政策专家和城市政府官员的访谈。先锋城市的政策已依据该路线图进行了评估,由此形成的数据集可供其他城市作为基准,用以评估自身政策。

“我们需要携手合作,将数据交到能够产生影响的人手中,从而释放数据解决城市挑战的潜力,”伦敦首席数字官、36个先锋城市之一的西奥·布莱克韦尔(Theo Blackwell)指出,“但我们也需要以安全、合乎伦理且负责任的方式去做。”

弥补治理缺口

将先锋城市与这些示范政策进行对照分析后,发现确实存在治理不足的情况。除开放数据外,所有示范政策领域都存在显著缺口。这使智慧城市技术的部署充其量效果不佳,最坏的情况下,还可能让包括市民在内的利益相关方面临潜在威胁。

城市需要弥补这些缺口,以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同时保护市民免受不法分子侵害。以政策路线图为指引,审查与智慧城市技术相关的政策、查找其中的缺口,可以成为关键的起点。

例如,缺乏成文政策有时会导致错失机遇。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若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提供商之间没有协调,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不足以在智能灯杆中铺设光纤。但由于该市没有成文的“挖掘一次”政策,它可能错失了以最有效、最高效方式推广技术的机会。

要弥补此类缺口,城市需要与一系列利益相关方合作。地方政府需要寻求国家和区域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以便在落实指导意见和法规方面保持一致。此外,城市还需要强有力的治理模式来提升政策成效。例如,迪拜在其133个政府机构和半官方机构中各设立了一个网络安全办公室。其网络安全治理框架每年由总干事办公室审查,并由迪拜电子安全中心进行评估和审计。

民间组织同样可以提供帮助,例如为城市提供技术技能,以开发开放数据平台,并监督城市的透明度与问责制。此外,尽管需要加以监管以减少不正当竞争,城市仍应与私营部门(包括技术供应商)合作,帮助治理水平达到全球标准。

日本的先锋城市之一加古川市,为领导力与市民协调如何提升透明度和问责制提供了良好范例。2017年,该市颁布条例,部署1,475台“见守”摄像头,即以“关怀与同情守护他人”为理念的摄像头,以应对街头犯罪率高企的问题。“见守”摄像头系统。见守系统能够识别携带低功耗蓝牙标签的居民,使父母和家人能够通过安全应用程序接收儿童或老年人位置的通知。该市召开了十余次市民大会,市长本人亲自解释政策目的并回答问题。市民得到保证,摄像头网络的功能及数据去向将受到明确限制。结果,超过90%的市民欢迎并支持这一举措,加古川的犯罪率首次降至县平均水平以下。

这些数字工具的价值不容否认,尤其是在城市从新冠疫情这场空前危机中复苏之际。但在部署这些工具的过程中若存在治理缺口,可能会使城市及其市民面临不必要的风险,并削弱其应对能力。

从全球新冠疫情中复苏,为城市提供了一个独特契机,可以重新审视并检讨指导数字技术应用的治理政策,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步伐在未来十年必将加快。通过准备一份强有力的路线图来管理其智慧城市愿景,城市将能够以高效、有效且公平的数字技术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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