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认同美国经济正受到基础设施老化破败的困扰，双方都呼吁加大投资，翻修和升级国家公共资本存量。如今，特朗普政府正在拟定首份预算纲要，其在这一领域的举措将成为关注焦点。
美国并非个例。事实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问题更加紧迫。其他发达经济体也需要重振萎靡不振的投资，而新兴经济体则需要为人口增长、消费增加以及交通支出需求上升做好准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举措正开始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在欧盟，容克计划——该计划利用欧盟资金帮助资助风险更高、更具创新性的项目——旨在于2016年至2018年间带动超过3000亿美元的投资。
新兴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力度更大，尤其是中国，正在国内外推进相关项目。近年来，中国设立了由国内资金支持的机构，例如丝路基金，并推动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基础设施投资若能妥善实施，便可提振低迷的经济，并通过激发私营部门活力、促进经济增长而实现自我回报。但若实施不当，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可能导致腐败和浪费，让纳税人为“通向荒野的桥梁”买单。妥善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不只是提供资金，还需要对项目遴选、设计和实施的种种细节进行严密管理。
在这方面，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专业技能和技术官僚的专长，也在于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公民应能获得关于项目的准确事实，以便监督项目进展，并向政策制定者施压，促使其维护公共利益。
在一本新书中，托马斯·海勒布兰特和我预测，到203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交通消费支出将增长至原来的四倍。
年收入为200美元的人仅将收入的1%用于交通，而年收入为20,000美元的人这一比例为18%。未来二十年，年收入在6,000至20,000美元之间的人口将增加逾10亿，其中许多人会购买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与此同时，年收入达到20,000美元及以上的人口将增加近8亿，其中许多人会开始乘飞机休闲旅行。
新兴经济体的交通网络必须大幅扩展，才能跟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发达经济体虽然已经拥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人口也趋于稳定，但其交通网络亟需翻新和维修。
新兴国家只有扩大私营部门的作用，才能为基础设施筹集到充足资金；尤其是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能够提供大量资源。但要把握这一机遇，就必须放宽对此类投资者的审慎监管要求，使其能够持有多元化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组合。此外，还应与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建立共同投资平台，以提升这些投资的可信度。
为吸引私人投资者，政府需要维持稳定且不受任意干预的监管环境。同时，政府还应监测并披露涉及私人参与项目所产生的财政义务，例如智利目前定期开展的做法。这有助于防止政府为公私合作项目提供的担保造成相当于一个或多个百分点GDP的预算成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都曾出现这种情况。
政府需要培育透明文化，确保资金用于生产性用途，而不是被非法侵吞，或出于政治目的投向附加值低的项目。招标信息和合同关键条款应定期公布，并在整个采购流程和合同履行期间保持良好的记录管理和质量控制。
为遏制欺诈，政府应奖励举报人并保护他们免遭报复。许多最需要投资的新兴国家必须尽快改革基础设施项目遴选和实施的制度框架。但腐败在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发达国家也需要保护基础设施项目，避免其受到不当的私人影响和任意的官方干预。
成功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如今新兴经济体已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沿，如果引导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投向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全世界将受益更多。建设新的地铁网络而非道路，有助于在未来数十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支持绿色技术研发，以及经由出口信贷机构和多边及区域开发银行为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财政激励，助力这一努力。建立开放、透明的国际采购体系后，效率最高的技术便能脱颖而出。
基础设施投资前景广阔，但要实现其收益，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尽早加强采购制度框架。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则应维护并落实成熟的制衡机制，确保项目遴选公平，并能从头到尾监督项目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