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流行为重新思考如何在城市规划中更好地吸纳社区参与提供了契机。
远程工具已成为必需，但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互动。
准确的数据是有效参与式规划的基础。
尽管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大规模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仍持续工作，以支持全球各地的弱势社区。除了确保社区健康与安全这一至关重要的需求之外，这场大流行还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居住城市的规划、发展与组织方式，也让设计师重新思考旨在支持有需要社区的工具与技术。
那么，设计师如何继续与社区保持互动？他们如何改进参与式规划工具？又有哪些潜在发现被提出？
阿迦汗住房机构（AKAH）是阿迦汗发展网络旗下的一个机构，已在村庄层面和城郊规划尺度上，于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创建了一套量身定制的城乡规划框架及参与式规划方法（称为“Habitat Planning”），并将很快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外，在巴基斯坦、叙利亚和印度开展类似项目。
我们正在探索创新方式，以持续吸纳其所服务社区的参与，确保规划过程具有参与性。基于在大流行期间始终保持活跃的领先城市规划从业者的见解，以下是确保本地成功参与的五大关键主题：
1. 远程工作时使用成熟工具
与大多数在确保安全、无感染条件下继续开展工作的企业一样，发展领域的从业者转向线上进行沟通并开展工作坊。Urbz联合创始人拉胡尔·斯里瓦斯塔瓦在谈及其在印度达拉维的工作时表示，“面对面互动无可替代”，但远程开展参与式工作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远程办公的最初几周证明内部与外部沟通仍在正常运行后，我们接触的每个机构都对所有可用数字平台的潜力感到振奋。他们测试了在线调查表、社交媒体渠道、视频会议程序、从智能手机到GIS地图工具等多种工具。
然而，由于社区在采用新工具方面存在一定抵触，他们发现最有效的参与工具恰恰是他们已经在使用的工具。南非1to1参与机构主任雅克琳·库勒表示：“我们发现，现有平台是人们唯一的沟通方式，因为没有人愿意仅为了与我们交谈而在手机上下载新应用。如果某个平台本身并不存在，那它就不会发生。”
虽然事实证明，社交消息应用群组是与居民沟通、组织活动并维持关键互动的最佳方式，但也引发了以下问题：在这些弱势社区中，谁能使用智能手机和数据？你们是否覆盖了广泛的受众？
自2017年起，非营利组织Kounkuey设计倡议（KDI）一直在内罗毕基贝拉非正式定居点对1000多人进行一对一调查。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他们转为电话调查。KDI研究总监薇拉·布卡奇表示：“我们为基贝拉的调查员提供了培训和设备（包括智能手机），以便他们能够从面对面调查转为电话调查。而且，由于我们与此前一直在调查的受访小组已建立关系，过渡十分顺利。到2020年底，我们已借助我们的工具包成功完成了三轮调查。”
2. 低技术、安全的解决方案
虽然大部分工作已转至线上，但我们交流过的每个机构都在采取必要调整以确保参与者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开展面对面的社区工作坊。1to1总结了其在安全开展社区工作坊时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遵循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并提供必要的设备（例如口罩、免洗洗手液、洗手设施等）。
通过不进行接触式问候、减少参与人数，并仅在户外及通风良好的场所聚集，确保保持社交距离。
通过海报和公告栏提醒参与者遵守良好的新冠防疫规范。
使用可擦拭的表面并对所有物品进行覆膜（例如在图画上铺透明桌布，或将图画印在乙烯基材料上供人们作画，之后再进行消毒）。
3. 规模更小可能意味着效果更好
人数减少对每个机构都构成了重大挑战，无论是将小组拆分为不足10人，还是由社区团体派出代表。人数减少意味着需要更多工作坊、更多工作人员、更多时间来组织开展并整理结果，因而也需要更多资金。薇拉·布卡奇表示：“我们已经向捐助方坦诚说明，这项工作将比我们原先预计的耗时更长，因为时间更长就意味着需要更多资金。”
雅克琳·库勒在谈及这对居民参与质量产生的影响时表示，尽管人数减少，但每位参与者建设性贡献意见的能力有所提升：“由于更多声音能够被清晰地听到，信息与参与的质量都更加丰富。当我们只分成五人或十人一组，而不是让某一个声音压过全部50人时，那些在房间里大声说话的人就不会淹没其他人的声音。其他参与者现在有机会发言，并拥有自己的空间来提出方法、设计或方案。”
4. 知识共享对公民安全至关重要
快速收集准确数据是参与式规划的关键目标之一，在危机期间尤为重要，因为知识共享对于支持所需的集体应对至关重要。
在与弱势社区合作时，发展领域的从业者最有条件获取这些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提高人们对各类活动或问题的认识，对新冠应对措施提出质疑。
KDI与伦敦国王学院合作，绘制了大流行期间基贝拉的各类活动图。薇拉·布卡奇表示：“这些活动涵盖了从提供饮用水、教育材料（因为学校已关闭），到为负担不起的女性提供服装和卫生用品等方方面面，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因新冠疫情而专门设立的。”
KDI的诸多发现之一是，对于80%的居民而言，往返专用洗手设施的时间为九分钟，而其余20%的居民则需要更长时间。为应对这一问题及上文讨论的其他问题，共记录了270多项干预措施，其中105项由当地主导。准确的数据推动了一种转变，即不再将非正式定居点视为疾病“热点”，而是视为解决方案的引领者。
同样，1to1一直在绘制约翰内斯堡非正式定居点的洗手设施和厕所分布图，以倡导获得更多支持，并质疑封锁规则是否同样适用于这些地区。雅克琳·库勒表示：“如果人们的厕所甚至不在家里，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待在家中呢？”
5. 信任是关键
这些机构能够在大流行期间取得现有成果，在社区中已有的存在感和既已建立的信任至关重要。然而，它们也经历了互动放缓的情况：在缺乏面对面互动的情况下，居民对持续的数字化信息不再回应。雅克琳·库勒表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维持关系，已耗费了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本。”
在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要求之下，远程工作以及与社区互动仍存在明显差距。沟通的很大一部分依赖肢体语言，而这在视频通话中较难表达；冲突化解在面对面时也容易得多。因此，线上与面对面互动之间仍需找到平衡。KDI的雷吉娜·奥蓬多表示：“我们已经认识到，即使无法做到100%面对面，我们依然能够保持有效和高效。展望未来，只要新冠疫情持续减弱，我们将重新恢复实体会议，但次数会比以前少，因为这些会议已不那么必要。”
世界经济论坛在城市的未来方面有哪些举措？
城市转型中心汇聚城市领导者、企业与政府，共同理解塑造城市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通过同侪学习与合作，该中心助力城市交流见解，并将共同认知转化为切实可行、具有韧性的城市解决方案。
这些从业者的经验进一步说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灵活性与坚持不懈十分必要。纵观这些做法，显然，这场大流行带来了一个重要契机，让我们得以重新构想如何更好地吸纳社区参与并促进其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