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音乐家，我的工作是播撒希望：展望未来时，我看到无限可能。但我也心存忧虑。好消息是，人类知识的进步速度前所未有。坏消息是，鉴于变化如此迅速，我们未必总能以最有利于人们的方式前进。如果进步的速度超越了价值观，我们就可能在没有地图指引的情况下飞速向前，最终来到悬崖边：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却迷失了人性。
读到克劳斯·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著作时，我开始思考这一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他描述了一个时代：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进步显著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冲击。而这一切发生之际，世界日益分裂，越来越难以应对如此迅速的变化——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正在松弛。
我拉大提琴已有五十多年，这些年来我发现，人类创造文化自有其原因：文化赋予我们进化优势。在迈向未知未来的过程中，文化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作为人类，我们自然需要食物、水和住所才能生存。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为了生存，我们需要了解周围环境、彼此以及自己。我们创造文化，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我们找到了一种简洁的表达方式，将一个社会所珍视的核心价值观和真理，浓缩为经过编码的叙事、声音、图像和符号，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从黄金法则，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标志性的《欢乐颂》——它是自由与团结的象征，享誉世界——再到彻底改变我们理解宇宙方式的革命性公式E=MC2，这些文字、声音和符码帮助我们使用共同的语言，并就共同价值观达成共识。它们为信任奠定了基础。
我对文化影响力的认识历经多年逐渐形成，始于1962年：那一年，我作为一名七岁儿童，从巴黎移民到纽约。一切都真真切切地陌生。法棍面包换成了Wonder Bread面包。这里有棒球和热狗。就连天空也不同了，高耸的摩天大楼遮蔽了视野。那段经历既令人困惑，又令人兴奋；几十年过去，在许多人的慷慨相助下，我才终于有了归属感。这段旅程有音乐相伴。
音乐是一个棱镜，透过它，我读懂了陌生人内心世界的密码，并学会信任他们、视他们为邻人。蓝草音乐带我走进美国腹地，皮亚佐拉的探戈带我来到阿根廷，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带我进入斯大林时代；一位纳米比亚盲人音乐家带我走进农业出现以前的狩猎采集者世界，一位长调歌手带我走进蒙古腹地。安曼的两位年轻音乐家对诗意的追求，则引领我创立了丝绸之路计划。这个项目改变了我对传统、音乐和边界的看法。如今，我在世界上有了归属感。
这就是文化的潜力。事实是，以权力为通货的政治和以金钱为通货的经济，能带我们走的路终究有限。我们也需要文化，它以信任为通货。当前局势错综复杂，要求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应对全球挑战，让政治、经济与文化协同发挥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达沃斯等场合，他们不只是提供娱乐，也为讨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但这仅仅是开始。我们不能只把文化交给艺术家和音乐家，再以被动观众的身份接受文化。我们必须调动人类理解力的全部潜能，每个人都应持续参与、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通过开展基础科学研究、一起演奏音乐，或仅仅仰望星空，来增进信任与理解。我们必须把文化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作为全球社会作出的决策真正有益于人类。
说我们的生存取决于文化，绝非夸大其词。我的孙子将继承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这些问题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加复杂。然而，他也将拥有应对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知识、创业精神和技术进步。问题在于，他这一代人将如何不仅找到应对之道，还找到希望？他们将如何追求幸福与满足？一如既往，文化赋予我们目标与意义——在变化中为我们提供根基，让我们保持稳定。文化也教会我们想象自身之外的生活，同时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宏大故事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文化让我们能够以爱而非恐惧、以理解而非分裂、以共情而非冷漠来度过一生。
文化能让“他者”成为“我们”。在这个充满分歧的时代，文化所带来的共同理解能够把我们团结为一个世界，并引导我们作出有益于全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这一点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技术赋予了我们决定社会和地球未来的力量。现在，我们必须善用这种力量，建设一个团结的全球社群，让彼此相连、相互关心，并为全人类的进步共同努力。让我们携手选择进化的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