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美国大学教授被问到，掌握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是否优于只掌握一个领域的知识。心理学教授中，79%热衷于跨学科学习；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这一比例分别为73%和68%。热情最低的是谁？经济学家：受访者中只有42%认同需要通过跨学科视角来理解世界。正如一位观察者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济学家真的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向别人学习。”
事实上，如果经济学家拓宽视野，将会受益匪浅。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因此在人文学科中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这样一来，经济学模型不仅会更加贴近现实，预测也会更加准确，经济政策还可能更有效、更公正。
无论是思考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促进经济增长，探讨大学以牺牲学生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还是面对有关医疗保健、婚姻和家庭的重大个人议题，经济学见解都是必要的，却并不足够。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见解，政策就会陷入困境，人们也会因此受苦。
由于热衷于以数学为基础的解释，经济学家至少在三个方面面临困难：说明文化的影响、运用叙事性解释，以及处理无法仅凭经济学范畴加以归约的伦理问题。
人并非先被造就出来，再像阿喀琉斯浸入冥河那样被浸入某种文化之中。人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存在。但由于文化无法用数学形式表达，经济学家通常倾向于接受一种前文化的人性观。
要把人理解为文化存在，就必须讲述他们的故事。人的一生并不像火星绕太阳运行那样按可预测的方式展开。偶然性、个性差异和无法预见的选择都发挥着不可化约的作用。生命呈现出一种或可称为“叙事性”的特征，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故事来解释。要领会这一点，小说是最佳途径；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可以被视为理解社会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尽管小说描述的事件是虚构的，但这些事件的形态、次序及其影响，往往最准确地呈现了我们对人生如何展开的理解。
最后，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归结为经济学本身，也无法归结为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家常常把伦理考量悄然带入模型，例如使用“公平”的市场价格这样的概念。但有很多方法可以将这些问题明确提出来，供人们讨论。
没有什么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亨利·詹姆斯以及其他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更能提供伦理洞见。他们的作品凝练呈现了伦理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如此重要，不能放心交由某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处理。它们需要同理心和良好判断力，而这些能力是在经验中培养出来的，无法形式化。当然，有些伦理学理论或许会倡导同理心，但阅读文学作品并认同其中的人物，需要反复练习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如果没有与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共鸣，就算不上真正读过《安娜·卡列尼娜》。
阅读一部伟大的小说并认同其中的人物时，你会花费无数时间与他们相伴，从内心体会成为另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从不同的社会阶层、性别、宗教、文化、性取向、道德观念以及其他界定并区分人类经验的特征所对应的视角看世界。通过代入人物的人生，你不仅能感受她的感受，也会反思这些感受，思考它们促成的行为具有怎样的性质，并在不断练习中获得智慧，理解真实的人有多么复杂。
关键不在于放弃经济学的伟大成就，而在于创立我们所说的“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让每个学科保留各自的鲜明特质。人文经济学并不把经济学与人文学科融合起来，而是在两者之间展开对话。
这样的对话实际上会让经济学回归其辉煌的思想根源——亚当·斯密的思想。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明确否认，人类行为可以用人们为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充分描述。毕竟，人们常常会做出愚蠢的行为。对斯密而言，更重要的是，人们关爱他人是一种“原初激情”，无法归结为自私的考量。
斯密关于经济与伦理的著述都深刻体现了对理性局限的认识。中央计划注定会失败，行为的代数模型也一样。我们需要细腻地体察具体事物；斯密的道德论著问世半个世纪后，简·奥斯汀及其后继者就生动展现了这种敏锐。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斯密深知，我们既需要理性，也需要感性。
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数学模型教会我们很多，但也有其限度。对于充满偶然性和叙事性的人的生命，故事是不可或缺的认知方式。因此，经济学的定量严谨性、政策导向和逻辑，必须辅以人文学科所长的同理心、判断力和智慧。经济学家必须与其他学科交流，也要让其他学科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