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时年20岁的诗人郭路生（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他的笔名“食指”）完成《海洋三部曲》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他把自己比作浩瀚集体中的一滴水；他的作品开启了一段创作时期，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一些最具影响力的诗作。如今，郭路生被视为一位富有远见的诗人，他的作品尤其影响了所谓的“朦胧诗人”——一群在20世纪70年代末挑战当时艺术自由限制的作家。
时光快进到2015年，刊载中国当代诗人作品的文学杂志《诗刊》发表了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余秀华的作品。余秀华迅速声名鹊起，部分原因是她的诗作《我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大获成功，部分原因则是她才华横溢，同时身患残疾——她的残疾是脑瘫。在过去20年里，余秀华成为少数几位成功吸引公众关注的诗人之一。
上个月，郭路生和余秀华此前素无交集，却意外成为一场争议的中心。1月13日，在北京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郭路生批评中国诗歌的现状，主张重新强调大众和“民族性格”。不同寻常的是，他特别点名余秀华并加以谴责。
郭路生说：“我看了一个视频，余秀华在里面说，她理想中的下午是喝杯咖啡、看本书、聊聊天，再做爱。”他又说：“一个诗人怎么能不花点时间思考人类的命运，或思考国家的未来？一个来自农村的诗人，怎么能不谈农村生活的苦难或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梦想？他们怎么能把一切都忘了？”这位年长的诗人最后断言，余秀华背弃了对历史的责任，并说：“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对待历史，就会遭到历史的嘲笑。”
共产党接管政权后最初几十年的经历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经历过过去二十年左右的人们，不再拥有共同的历史。——诗人徐晓
未定义
余秀华很快在社交媒体账号上作出回应。“食指说我不提农村生活的苦难，”她写道，“可我从来不觉得农村生活有那么苦。”几天后，她又补充道：“我的过错在于身处社会最底层，却仍坚持昂首挺胸。我的另一个过错在于，我没法揭穿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蠢货。”
这场争执不只是两位诗人之间的口舌之争，更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旨在清除中国社会中的一切资本主义和传统因素；它给郭路生的创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使他歌颂国家领导人和集体精神，仍在诗中为个人意志留有空间，从未忽视集体汹涌海洋中的每一滴水。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被要求为了毛主义意识形态牺牲大部分个性，郭路生却能够为个体发声，这极为罕见，也弥足珍贵。在《相信未来》这首被广泛视为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诗中，郭路生写道：
当蜘蛛无情地用蛛网封住我的炉灶，
当最后几缕烟灰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仍执拗地抚平失望的灰烬，
拼写出美丽的雪花：相信未来。
不幸的是，郭路生于1973年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随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直到21世纪初才重新现身。他只部分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震撼中国的剧烈社会变迁；如今，他的诗歌感受力已成为一个独特时代的遗存，受改革时代的影响甚少。
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经历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具有象征意义却最终未能成功的社会运动，以及重要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自杀，共同塑造了一代文字创作者。
此后，许多诗人认识到，共产党接管政权后最初几十年的经历——其间集体主义价值观影响深远——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经历过过去二十年左右的人们不再拥有共同的历史，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从个体视角思索人之境况。这一趋势催生了更多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也让人们重新关注日常生活。
余秀华的诗歌正契合这一更广泛的背景。她的作品充满人生百态与苦难，许多创作都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毛泽东时代的诗人设想自己肩负对国家的责任；而如今，诗人最大的责任是对自己的生活和经历负责，即使他们同时也对更广泛的社会趋势作出片面的反映。例如，《我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既写亲密的性欲望，也写社会最底层的生活；诗中既有火山喷发、遭忽视的政治犯和被杀害的麋鹿与仙鹤等意象，也写道：“冒着枪林弹雨去睡你，把无数个夜晚挤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把我的全部都聚拢来去睡你。”
在这场最新争议之后，诗人廖伟棠挺身为余秀华辩护，指出农村生活的苦难渗透在她作品的每个细节中。廖伟棠说：“只是她不为此哭泣，也不指责什么；她不谈自己的人生有多悲惨。相反，她极其倔强，并用语言掌控自己的世界。”
郭路生的批评并非只针对余秀华。他批评的是个人题材在当代中国写作中日益显现这一更广泛的趋势。也许他忘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一趋势的出现：在那个对集体的颂歌近乎教条的时代，他为个体留下了一丝空间。也或许他并未忘记，只是认为保留个体声音最终应当服务于集体。虽然一些集体主义诗人会在作品中描写广大社会群体的挣扎，但如今这些挣扎已不易察觉，因为当今社会支离破碎、日益细分，不再要求所有人齐声歌唱——这或许正是最令郭路生不安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