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选自布拉德·史密斯与卡罗尔·安·布朗合著的《工具与武器：数字时代的承诺与危险》。该书被世界经济论坛读书俱乐部选为十月份的读物。
每月，俱乐部都会选定一本新书供成员讨论，作者将于当月最后一天加入讨论，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部分问题。
点击加入：wef.ch/bookclub
摘自第16章 结论：
管理比我们自身更宏大的技术
这是一个充满巨大希望，同时也面临新挑战的时代。数字技术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工具，也成为武器。这让我们想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2年的那番话：他提醒人们注意机器时代带来的益处，同时呼吁人类确保其组织能力与技术进步保持同步。5 在我们继续努力让更多技术惠及人类的同时，也需要将更多的人性注入技术之中。
如今，技术带来的经济影响极不均衡：它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巨大的进步与财富，却使另一些人被甩在后面，既造成了就业岗位的流失，也未能覆盖缺乏宽带连接的社区。它正在改变战争与和平的面貌，在网络空间开辟出新的战场，并通过国家支持的攻击和虚假信息对民主构成新的威胁。它还加剧了国内社群的极化，侵蚀隐私，并为威权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民监控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持续发展，所有这些变化还将进一步加速。
指望技术变革的步伐放缓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应当多做一些工作来管理这一变革，这并非过分的要求。与铁路、电话、汽车和电视等此前的技术时代及发明相比，数字技术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监管，甚至缺乏自我监管。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这种放任不管的态度需要让位于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以更有力地应对不断演变的挑战。
更积极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应交由政府和监管来处理。那样做与指望政府什么都不做一样，既短视也难以奏效。恰恰相反，这需要从各个企业自身做起，并在整个科技行业内开展更多的协作。
二十年前，微软身处风口浪尖，我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我从那些争斗中汲取了三条教训，至今仍在不断学习和应用。
第一，我们需要接受政府、业界、客户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更高期待。无论法律是否有此要求，我们都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第二，我们需要走出去倾听他人的意见，并做更多工作，帮助解决那些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他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担忧。我们需要做得更好，在小问题失控之前就将其解决。
最后，我们需要为自身的工作制定更加有原则的方法。我们需要保持创业文化，同时将其与我们能够在内部和外部公开讨论的原则相结合。
尽管个别企业和科技行业共同承担更多责任蕴藏着巨大机遇，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就可以免除政府同样需要承担更多责任的义务。科技行业中不乏善良且富有思想的人，但自工业革命开端以来的三个世纪里，没有任何一个主要行业能够完全依靠自身成功地对自身的一切进行监管。
政府如何监管一项比自身更宏大的技术？这或许是技术监管未来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但一旦提出这个问题，答案的一部分便变得清晰：政府需要共同合作。
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当前，地缘政治的动荡逆风正促使许多政府转向内部。当每日的主要头条新闻都在报道各国退出贸易集团或撕毁长期有效的条约时，要指望各国携手实现重大突破是很困难的。此外，我们正处在一个许多政府甚至难以做出仅关乎自身利益决策的时代。
但在这些压力之下，技术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进程正迫使各国开展更多国际合作。监控改革、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保障等议题，都要求各国政府以新的方式彼此打交道。这也是为什么微软的诸多举措都致力于支持国际进步所需的基础构件。自2016年初以来，这些举措包括：对WannaCry勒索软件攻击的协调应对、业界的《网络安全技术协议》、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巴黎倡议》、美欧《隐私盾》、《云法案》中关于国际协议授权的规定，以及关于《数字日内瓦公约》的长期愿景。这几年间，更强有力的隐私保护跨越大西洋得以推行，同时关于人工智能与伦理的新型全球对话也应运而生。如果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仍能实现这类进展，那么当国际钟摆重新回归中间位置时，就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首先，我们需要继续组建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六国政府和两家公司公开联手应对WannaCry。一组由三十四家公司组成的团体发起了科技协议，而最初的五十一国政府则参与了对《巴黎倡议》的多利益相关方支持。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重要甚至关键的缺席者。但进展的取得，并不在于纠结于谁缺席，而在于争取谁可以被说服加入。这进而带来了持续的势头，并在之后实现了进一步扩展。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某些议题可能会达成全球共识，而另一些则未必。当今许多技术议题涉及隐私、言论自由和人权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缺乏全球性的支持。志同道合者的联盟最有可能需要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共同参与。这并非一个小群体。目前，大约有七十五个民主国家，总人口接近四十亿。14 这意味着，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近来，世界上的民主制度已变得不那么健康。与任何一组社会相比，它们的长期福祉或许更需要新的协作来管理技术及其影响。
这使得在美国政府恢复其长期以来的外交角色（即支持并引领此类国际倡议）之前，维持势头变得更加重要。毫无疑问，当美国置身事外时，世界民主制度将变得更为薄弱。
持续的进展还要求各国政府认识到，除了监管技术，它们自身也需要接受监管。
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等问题将塑造未来的战争形态及民主程序的保护方式。正如历史上没有任何行业能够独自成功地完全实施自我监管一样，一个国家若仅依靠私营部门来保护自身，甚至仅仅通过监管私营部门来实现保护，也是毫无先例的。各国政府需要共同行动，其中一部分工作将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以限制国家行为，并在国家违反这些规则时追究其责任。
这必然会引发关于国际规则优劣的新一轮辩论。你现在就能听到人们对以下可能性的担忧：一些国家会遵守这些规则，而另一些则不会。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上就已存在军备控制禁令和限制措施，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的争议始终集中在相同的几点上。残酷的现实是，一些国家将违反这些协议。但当国际规范或规则确立时，世界其他国家便更容易有效地作出回应。
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挑战，同样需要跨越传统机构界限开展更积极的协作。例如，正如第十章和第十三章所述，你可以在一些成功的项目中看到这一点：这些项目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汇聚在一起，共同应对就业问题以及人们培养新技能的需求，以帮助管理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这种组合同样有助于应对其他社区挑战，例如经济适用住房问题，西雅图地区近期的一些举措即体现了这一点。
但这种协作新形式的机遇与需求，并不止步于这些社会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保护基本人权有赖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共同采取的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迁移至云端，以及越来越多的政府推动在其境内建设数据中心，这一趋势将愈加突出。二十一世纪的议题需要的是既具多边性、又具多利益相关方特征的倡议。
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关键之一，在于认识到各方各自应当扮演的角色。政府官员发挥着独特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他们由民众选举产生，负责作出社会决策。只有他们拥有规划公共教育方向，以及制定和执行我们所有人所遵循法律的权力与责任。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带来公民精神，对政府起到补充和合作作用，提供公共部门往往需要的额外资源、专业知识或数据。此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还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新想法，并能更快地行动，尤其是在跨境领域。我们都需要理解并尊重彼此的角色。
许多议题也需要作出妥协。对于那些帮助打造了世界上一些最具价值公司的成功商业领袖而言，这并非总是容易接受的事情。他们通常是凭借自己的方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而监管将在未来限制他们的自由。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科技领袖公开主张、私下里更加坚持认为：创新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政府会反应过度，对技术进行过度监管。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风险，但我们目前距离跌入这一深渊仍相去甚远。政界人士和官员已开始呼吁监管，但迄今为止，空谈远多于实际行动。与其为过度监管的危险而过分担忧，科技行业更应思考智能监管应当采取何种形式，这样才更有益处。
最后还有一点考量，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这些议题比任何个人、企业、行业，甚至技术本身都更加宏大。它们涉及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根本价值。科技行业的诞生与成长，正是得益于这些自由。我们有责任为未来着想，帮助确保这些价值即使在我们和我们的产品离开舞台之后，依然能够存续并繁荣发展。
这一背景提供了清晰的指引。最大的风险不在于世界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得太多，而在于做得太少。也不在于政府行动过快，而在于它们行动过慢。
技术创新不会放缓步伐。管理技术的工作则需要加快速度。
摘自《工具与武器》：数字时代的承诺与危险 布拉德·史密斯与卡罗尔·安·布朗著，由企鹅出版社出版，隶属于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企鹅出版集团。版权所有 © 2019 布拉德·史密斯与卡罗尔·安·布朗。
您可以在此加入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如需在推特上关注本读书俱乐部，请点击此处。
如需在Instagram上关注本书，请点击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