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4月读书会选书、伊莎贝尔·阿连德所著《海上长长的花瓣》的节选。欢迎加入我们的读书会，一同讨论。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中许多人都处于封锁之中，因此我们从伊莎贝尔·阿连德的这部小说中寻找关于孤独与人际联结之重要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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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毛教授的学生中最杰出的钢琴家是罗塞尔·布鲁格拉，她来自圣非德塞格拉村，是一个年轻女孩。若非圣地亚哥·古兹曼慷慨相助，她可能会照看一辈子山羊。古兹曼出身显赫家族，但因世代子孙挥霍钱财和田产而家道中落。他在一座被群山和岩石环绕、与世隔绝的宅邸中度过晚年，宅中满是感伤的回忆。他曾在阿方索十二世国王时期担任中央大学的历史教授，尽管年事已高，仍相当活跃。
无论是八月炽热的阳光还是一月刺骨的寒风，他每天都外出散步，拄着朝圣者的手杖，戴着破旧的皮帽，身边跟着猎犬，一走就是数小时。他的妻子已迷失在痴呆症的迷宫中，整日在屋内接受照料，用纸和颜料创作怪物。在村里，她被称为“温和的疯子”，而她确实如此：除了容易在朝着地平线走去时迷路，以及用自己的粪便涂抹墙壁，她并不惹出什么麻烦。
罗塞尔大约七岁时，唐·圣地亚哥在一次散步中看到她在照看几只瘦骨嶙峋的山羊。与她交谈几句，他便意识到她拥有活泼而好学的头脑。这位教授与这个小牧羊女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寻常的友谊，基于他传授给她的文化知识，以及她求学的渴望。一个冬日，他看到她蜷缩着身子、浑身发抖地蹲在沟渠里，身边是她的三只山羊，她被雨淋透，发着高烧。唐·圣地亚哥把山羊捆好，将她像麻袋一样扛到肩上，庆幸她那么小，体重那么轻。即便如此，这一番努力几乎要了他的命，走了几步他便放弃了。他把她留在原地，匆忙离开，并招呼一名工人，由工人把她抬回宅邸。唐·圣地亚哥吩咐厨师给她准备些吃的，让女仆为她准备浴缸和床铺，并让马夫先去圣非德找医生，再去找那些山羊，以免被人偷走。
医生说这个女孩患有流感，营养不良，还患有疥疮和虱子。由于当天及之后的几天都没有人到古兹曼家询问她的情况，人们便以为她是孤儿，直到最后直接询问她，她才说明家人住在山的另一边。尽管这个女孩像鹧鸪一样瘦弱，却恢复得很快，因为她比外表看上去要坚强得多。她任由他们剃光头发以除去虱子，也没有抗拒用于治疗疥疮的硫磺疗法。她吃东西狼吞虎咽，表现出一种平和的性情，与她悲惨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在她于宅邸中度过的几周里，从神志不清的女主人到所有仆人，每个人都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那座石屋里，从前从未有过小女孩，那里常有半野生的猫和往昔时代的幽灵出没。最为着迷的是教授，他生动地想起了教导一个求知若渴的头脑所带来的特权，但即便是他也意识到，她不可能永远留在他们身边。他等她完全康复、身上长出些肉来之后，便决定前往山的另一边，向她那疏于照顾的父母说几句难听的实话。他不顾妻子的恳求，把裹得严严实实的她安置在马车里，将她带走了。
他们来到村边一间低矮泥泞的棚屋前，这是该地区众多凄惨住所之一。农民靠着微薄的工钱生活，为大地主或教会做农奴式的劳作。教授高声呼喊，几个受惊的孩子来到门口，随后出现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巫般的女人。她并非唐·圣地亚哥起初以为的那个女孩的曾祖母，而是罗塞尔的母亲。这些村民从未见过装饰着闪亮马匹的马车前来造访，当他们看到罗塞尔从车上下来，身边还跟着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时，全都目瞪口呆。“我是来同你谈谈这个孩子的，”唐·圣地亚哥以曾经令大学生们畏惧的专横口吻开口道。他还没来得及继续说下去，那个女人便揪住罗塞尔的头发，开始大喊大叫并扇她耳光，指责她害得家里丢了山羊。教授立刻明白，对这个精疲力竭的女人，无论指责什么都毫无用处，于是当场想出一个计划，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女孩的命运。
罗塞尔余下的童年时光是在古兹曼宅邸中度过的，她被正式收养，成为女主人的私人侍女，同时也是教授的学生。作为帮忙女仆、给温和的疯子带来慰藉的回报，她获得了食宿和教育。这位历史学家与她分享了大部分藏书，教给她的东西比她在任何学校都能学到的更多，还让她在妻子曾经弹奏过的那架大钢琴上练习，而他的妻子如今已记不起这个巨大的黑色怪物究竟有何用途。罗塞尔在人生最初的七年里，除了圣若望节前夜醉汉手中的手风琴声外，几乎没有听过任何音乐，却结果证明她有着非凡的好耳力。宅中有一台老式圆筒留声机，但唐·圣地亚哥一旦发现他的被保护人只需听过一遍，便能在钢琴上弹出曲调，便立即从马德里订购了一台现代留声机，并附带一批唱片。不久之后，罗塞尔·布鲁格拉的双脚还够不到踏板，却已能闭着眼睛弹奏唱片上的音乐。他十分高兴，在圣非德为她找了一位音乐老师，每周送她去三次，并亲自监督她的练习。罗塞尔能够凭记忆弹奏任何曲子，因此并不觉得学习识谱，或是连续数小时练习同样的音阶有什么意义，但她出于对导师的尊重，还是照做了。
到十四岁时，罗塞尔的造诣已远远超过她的老师。十五岁那年，唐·圣地亚哥将她安置在巴塞罗那一所为年轻天主教女士开设的宿舍中，以便她能继续学习音乐。他本想把她留在身边，但作为教育者的职责最终压倒了他的父爱本能。他认定这个女孩是上帝赐予的特殊天赋，而他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就是帮助她将其发展。大约在这个时候，温和的疯子开始衰弱，最终悄无声息地去世了。独自留在宅邸中，圣地亚哥·古兹曼越来越感到岁月的重负。他不得不放弃拄着朝圣者手杖的散步，也不再在壁炉旁读书消磨时光。他的猎犬也死了，他却不愿再养一只，因为他不想自己先死去而让那只动物失去主人。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成立令这位老人心怀怨恨。选举结果有利于左翼的消息一经传出，阿方索十三世国王便流亡法国，而唐·圣地亚哥作为一名君主主义者、坚定的保守派和天主教徒，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在身边崩塌。他无法容忍那些“红色分子”，更无法适应他们粗俗的作风：那些冷酷无情的人是苏联的走狗，四处焚烧教堂、处决神父。他说，人人平等作为一种理论口号尚可接受，但在实践中却是一种反常。在上帝眼中，我们并不平等，因为正是祂创造了社会阶层以及人类之间的其他区别。土地改革剥夺了唐·圣地亚哥的土地，那些土地价值不大，却世代属于他的家族。
一夜之间，农民们对他说话时不再脱帽，也不再垂下眼睛。下属的无礼比失去土地更令他痛苦，因为这直接冒犯了他的尊严，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占据的地位。他解雇了在他屋檐下服务数十年的所有仆人，将他的藏书、画作、其他收藏品和纪念品打包装箱，并将房屋锁上。这些东西装满了三辆搬家货车，但他无法带走最大件的家具或那架大钢琴，因为它们放不进他在马德里的公寓。几个月后，圣非德的共和派市长没收了这所房子，并将其改作孤儿院。
唐·圣地亚哥在那些年里遭受的许多沉重失望和愤怒缘由中，有一件事是他的被保护人发生了转变。在大学里那些惹是生非者的不良影响下，尤其是一位名叫马塞尔·卢伊斯·达尔毛的教授（一个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的影响下，他的罗塞尔变成了一名“红色分子”。她离开了那所声誉良好的年轻女士宿舍，与一些扮作士兵、实行自由恋爱的野丫头同住，而所谓自由恋爱，即是滥交和不端行为的别称。他不得不承认，罗塞尔从未对他表现出丝毫不敬，但既然她自作主张，无视他的警告，他自然不得不撤回对她的支持。她写信给他，全心全意地感谢他为她所做的一切，承诺她将始终依照自己的原则走正路，并解释她晚上在一家面包店工作，白天则继续学习音乐。
唐·圣地亚哥·古兹曼住在他豪华的马德里公寓里，那里家具和其他物品杂乱堆放，几乎无法通行。他以厚重的牛血色窗帘挡住街上的喧嚣与粗俗的吵闹。他因耳聋和无边的傲慢而与社会隔绝，全然不知其国家正在酝酿着何等可怕的怨恨，这股怨恨一直在滋长，源于一些人的困苦和另一些人的傲慢。他在萨拉曼卡区的公寓中孤独而愤怒地死去，那是在佛朗哥部队发动起义的前四个月。直到最后，他都保持着清醒，并且对死亡如此坦然，以至于他亲自写好了自己的讣告，以免某个无知之人散布关于他的不实之词。
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也许是因为身边已无近亲在世，但他确实记得罗塞尔·布鲁格拉，并以一种高尚的和解姿态，将那架大钢琴留给了她，而这架钢琴当时仍存放在圣非德的新孤儿院里。
节选自伊莎贝尔·阿连德所著《海上长长的花瓣》版权所有 © 2020 伊莎贝尔·阿连德。经Ballantine Books许可节选。保留所有权利。未经出版方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转载本节选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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