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选自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著作《达·芬奇传》（Leonardo Da Vinci）。该书被选为世界经济论坛读书俱乐部二月份的推荐书目。俱乐部每月将选定一本新书，供小组成员讨论。月末，作者将参与线上活动，回答观众提出的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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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很幸运，他是非婚生子。否则，按照家族传统，他本应像其家族中至少五代以来的嫡长子一样，成为一名公证人。
其家族根源可追溯至14世纪初，当时他的高祖父的高祖父米凯莱（Michele）在托斯卡纳山城文奇（Vinci）担任公证人，该城位于佛罗伦萨以西约17英里处。随着意大利商业经济的兴起，公证人在起草商业合同、土地买卖、遗嘱及其他拉丁文法律文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文件常常辅以历史典故和文学修辞。
因为米凯莱是公证人，他有权使用尊称“Ser”，因此被称为Ser Michele da Vinci（达·芬奇的米凯莱先生）。他的儿子和孙子更为成功，都担任公证人，其中孙子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的大法官。接下来的安东尼奥（Antonio）则是一个异类。他同样使用“Ser”尊称，并娶了一位公证人的女儿，但似乎缺乏达·芬奇家族的进取心。他大半生靠家族土地的收益过活，这些土地由佃农耕种，出产少量葡萄酒、橄榄油和小麦。
安东尼奥之子皮耶罗（Piero）弥补了这一懈怠，他在皮斯托亚和比萨积极追求事业，大约在1451年，即他25岁时，在佛罗伦萨立足。当年他公证的一份合同将其工作地址注明为“位于波德斯塔宫（Palazzo del Podestà）”，该宫是治安官办公楼（现为巴尔杰罗博物馆），与政府所在地西尼奥里亚宫（Palazzo della Signoria）相对。他为城中许多修道院和宗教团体、城内的犹太社群，乃至至少一次为美第奇家族担任公证人。
皮耶罗某次回文奇探访时，与当地一名未婚农家女发生了关系，并于1452年春天，两人育有一子。其祖父安东尼奥动用了他那很少使用的公证笔迹，将这个男孩的出生记录在其曾祖父留下的一本笔记簿最后一页的底部。“1452年：我得一孙，乃我儿皮耶罗先生之子，生于4月15日，星期六，夜间第三个时辰〔约晚上10点〕。其名为列奥纳多。”
在安东尼奥的出生记录中，以及在任何其他出生或洗礼登记中，列奥纳多的母亲都未被认为值得提及。直到五年后的一份税务文件中，我们才得知她的名字，仅为卡泰丽娜（Caterina）。她的身份长期以来是现代学者的一个谜。人们认为她当时二十五六岁，一些研究者推测她是阿拉伯奴隶，或许是中国奴隶。事实上，她是来自文奇地区的一名孤女，家境贫寒，年仅16岁，名为卡泰丽娜·利皮（Caterina Lippi）。牛津大学的艺术史学家马丁·肯普（Martin Kemp）和佛罗伦萨的档案研究员朱塞佩·帕兰蒂（Giuseppe Pallanti）于2017年提供了证据，记录了她的背景，这证明关于达·芬奇仍有待重新发掘的事情。
卡泰丽娜1436年生于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4岁时成为孤儿。她与年幼的弟弟搬去与祖母同住，祖母于次年，即1451年去世。卡泰丽娜独自一人要照顾自己和弟弟，同年7月，她与当时24岁、地位显赫且家境富裕的皮耶罗·达·芬奇发生了关系。
两人结婚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一位早期传记作家曾将卡泰丽娜描述为“出身良好”，但她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皮耶罗很可能早已与其未来的妻子订婚，这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对方是一位16岁的女子，名叫阿尔比耶拉（Albiera），是佛罗伦萨一位知名鞋匠的女儿。列奥纳多出生后八个月内，他与阿尔比耶拉便成婚了。这桩婚事在社会和职业上对双方都有利，很可能在列奥纳多出生之前就已安排妥当，嫁妆也已约定。
为了让一切井井有条，列奥纳多出生后不久，皮耶罗便为卡泰丽娜安排了一桩婚事，对象是一位与达·芬奇家族有联系的当地农民兼窑工。此人名为安东尼奥·迪·皮耶罗·德尔·瓦奇亚（Antonio di Piero del Vaccha），人称阿卡塔布里加（Accattabriga），其意为“惹是生非者”，不过所幸他似乎并非如此。
列奥纳多的祖父母和父亲在文奇村中心城墙旁边拥有一座带小花园的家宅。列奥纳多或许就出生在那里，但有理由认为并非如此。让一位怀孕并随后哺乳的农妇住在拥挤的达·芬奇家族宅邸里，可能并不方便或得体，尤其是当时皮耶罗先生正与其计划迎娶的那位显赫家族女儿的家庭商谈嫁妆。
相反，根据传说和当地旅游业的说法，列奥纳多的出生地可能是文奇以北约两英里处相邻小村阿奇亚诺（Anchiano）一座农舍旁的一间灰色石砌租用小屋，该处现为一座小型列奥纳多博物馆。这处房产的部分于1412年起即为皮耶罗·迪·马尔沃尔托（Piero di Malvolto）一家所有，他是达·芬奇家族的亲密朋友。他是皮耶罗·达·芬奇的教父，并于1452年成为皮耶罗新生儿子列奥纳多的教父——如果列奥纳多确实生于其产业之上，这一安排便合乎情理。两家关系非常亲密。列奥纳多的祖父安东尼奥曾作为证人参与一份涉及皮耶罗·迪·马尔沃托部分房产的合同。记录此次交易的文件称，安东尼奥被请去完成这一任务时，正在附近一所房屋里玩双陆棋。皮耶罗·达·芬奇于1480年代购入了其中部分房产。
在列奥纳多出生之时，皮耶罗·迪·马尔沃托70岁的寡居母亲仍住在该处产业上。因此，在阿奇亚诺这个小村落里，距文奇村步行仅两英里，独自住在一座农舍中，旁边还有一间破败的小屋，住着一位寡妇，她是达·芬奇家族至少两代人的可靠密友。据当地传说，她那间破旧小屋（出于税务考虑，家族称其为不可居住）可能是在卡泰丽娜怀孕期间庇护她的理想场所。
列奥纳多生于星期六，次日，他在文奇的教区教堂由当地神父施洗。洗礼盆至今仍然保存。尽管其出生情况特殊，这却是一场盛大而公开的仪式。共有10位教父作证，其中包括皮耶罗·迪·马尔沃托，这远多于该教堂的平均水平，出席者中也有当地显赫的绅士。一周后，皮耶罗·达·芬奇丢下卡泰丽娜和他们年幼的儿子，返回佛罗伦萨，并在那个星期一于办公室为客户公证文件。
列奥纳多没有留下关于其出生情况的评论，但在他的笔记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的暗示，提到大自然赐予私生子的恩惠。“与他人交合时若粗暴不安，所生子女必然易怒且不可信赖，”他写道，“但若双方怀着极大的爱与欲望交合，所生子女将极具才智、机敏、活泼且可爱。”人们推测，或至少希望，他认为自己属于后一类。
他的童年在两个家庭之间度过。卡泰丽娜与阿卡塔布里加在文奇郊外的一座小农场定居，他们与皮耶罗·达·芬奇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二十年后，阿卡塔布里加在皮耶罗租用的一座窑厂工作，多年来两人还曾在若干合同和契约上互为证人。
列奥纳多出生后的几年里，卡泰丽娜与阿卡塔布里加又生育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然而，皮耶罗与阿尔比耶拉仍然没有子女。事实上，直到列奥纳多24岁时，他的父亲才有了其他子女。（皮耶罗在其第三次和第四次婚姻中弥补了这一点，至少有11个孩子。）由于父亲主要住在佛罗伦萨，而母亲则在抚养自己日益增多的家庭，因此列奥纳多五岁时，主要与热爱享乐的祖父安东尼奥及其妻子一同住在达·芬奇家族的宅邸中。在1457年的税务普查中，安东尼奥列出了与他同住的受抚养人，包括他的孙子：“列奥纳多，上述皮耶罗先生之子，非婚生，由其与卡泰丽娜所生，卡泰丽娜现为阿卡塔布里加之妻。”
同住家中的还有皮耶罗最小的弟弟弗朗切斯科（Francesco），他只比其侄子列奥纳多年长15岁。弗朗切斯科继承了热爱乡间闲适的习性，他的父亲在一份税务文件中以一种“五十步笑百步”的口吻将他描述为“整日在别墅里闲逛、无所事事之人”。他成为列奥纳多心爱的叔叔，有时也充当其养父的角色。瓦萨里在其传记的第一版中犯了一个说明问题的错误，即将皮耶罗认定为列奥纳多的叔叔，后来得到了更正。
“私生子的黄金时代”
正如列奥纳多那场宾客众多的洗礼所证明的，非婚生并不会引起公众的羞辱。19世纪的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甚至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称为“私生子的黄金时代”。尤其在统治阶层和贵族阶层中，非婚生身份并非障碍。列奥纳多出生时在位的教宗庇护二世（Pius II）曾描述访问费拉拉之事，迎接他的仪仗中包括统治家族埃斯特家族（Este）的七位亲王，其中包括在位的公爵，他们全都是非婚生子。“那个家族有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庇护写道，“从未有合法继承人继承过君主之位；情妇所生之子，比妻子所生之子幸运得多。”（庇护二世本人至少育有两名非婚生子女。）
同样在列奥纳多在世期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拥有多名情妇和非婚生子女，其中一位是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他后来成为枢机主教、教皇军队的统帅、列奥纳多的雇主，并成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主角。然而，对于中产阶级而言，非婚生身份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为了保护其新获得的地位，商人和专业人士组建了行会，并执行道德约束。尽管一些行会接纳了其成员的非婚生子，但列奥纳多父亲所属的古老行会——法官与公证人行会（Arte dei Giuduci e Notai，成立于1197年）却并非如此。“公证人是经认证的证人和书记员，”托马斯·屈恩（Thomas Kuehn）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非婚生问题》一书中写道，“其可信度必须无可指摘。他必须是完全融入社会主流之人。”
这些约束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非婚生身份使一些富有想象力、性格自由的年轻人得以发挥创造力，而当时创造力正日益受到推崇。在非婚生的诗人、艺术家和工匠之中，有彼特拉克、薄伽丘、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菲利波·利皮（Filippo Lippi）及其子菲利皮诺（Filippino）、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当然还有列奥纳多。
非婚生身份的含义远比单纯的局外人更为复杂，它造成了身份的模糊性。“私生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屈恩写道。这使得一些人更具冒险精神和即兴创造力，或者说迫使他们如此。列奥纳多属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又与之相分离。像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一样，他成长过程中既感到自己属于这个世界，又感到与之疏离。这种模糊处境也延伸至继承权问题：相互冲突的法律与矛盾的法院判例，使得非婚生子是否可以成为继承人并不明确，列奥纳多多年后与其同父异母兄弟的法律纠纷便证明了这一点。“处理这类模糊性，是文艺复兴时期城邦生活的标志之一，”屈恩解释道，“它与佛罗伦萨在艺术和人文主义方面更为著名的创造力密切相关。”
由于佛罗伦萨的公证人行会排斥非婚生者（non legittimo），列奥纳多得以受益于其家族传承中根深蒂固的记录习惯，同时又能自由追求自己的创作热情。这是幸运的。他本来会成为一名糟糕的公证人：他太容易感到厌倦和分心，尤其是当一个项目变得例行公事而非富有创造性时。
经验的弟子
对列奥纳多而言，非婚生身份的另一个好处是，他没有被送入“拉丁语学校”。这类学校在文艺复兴初期向有志于成为专业人士和商人的优秀年轻人传授经典与人文学科。除了在所谓的“算术学校”接受过一点商业数学训练外，列奥纳多主要靠自学。他常对自己是“没有学问的人”这一身份表现出防御姿态，他以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这样称呼自己。但他也为自己缺乏正规教育而自豪，认为这使他成为经验与实验的弟子。“达·芬奇，经验的弟子（disscepolo della sperientia），”他曾如此署名。这种自由思考的态度使他没有沦为传统思想的追随者。在笔记中，他对那些因此而轻视他的自负之人发出了猛烈抨击，他称这些人为：
“我完全清楚，我并非饱学之士，可能使某些自以为是之人有理由指责我，断言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愚蠢的人！……他们昂首阔步，趾高气扬，装饰打扮的并非凭借自己的劳动，而是依靠他人的成果。……他们会说，因为我没有书本知识，所以无法恰当地表达我想描述的内容——但他们不知道，我所研究的对象需要的是经验，而非他人的言辞。”
因此，列奥纳多得以幸免于接受陈旧的经院哲学或中世纪教条的训练，那些教条自古典科学和原创思想衰落以来，在数个世纪中不断积累。他对权威缺乏敬畏，并敢于挑战既有智慧，这使他构建了一种理解自然的经验方法，预示了一个多世纪后由培根和伽利略所发展的科学方法。他的方法植根于实验、好奇心，以及为自然现象而惊叹的能力——而我们其余大多数人，在走出惊奇的童年时代后，便很少停下来思考这些现象。
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愿望和能力，去观察自然的奇妙之处。他努力以极为精确的方式感知形状与阴影。他尤其擅长把握运动，从振翅飞翔的翅膀，到掠过面庞的情感波动。在此基础上，他开展了各种实验，有些在脑中进行，有些借助绘图，少数则使用实物。“在继续深入之前，我首先要做一些实验，”他宣称，“因为我的目的是先求证于经验，然后再以推理说明此种经验为何必然如此运作。”
对于一个怀有如此抱负和才华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好时代。1452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刚刚开办了他的出版社，不久其他人便开始使用他的活字印刷机印刷书籍，这些书籍将赋能像列奥纳多这样未受正规教育却才华横溢的人。意大利即将迎来一段罕见的、长达40年的和平时期，城邦之间不再陷入战争的摧残。随着权力从有爵位的地主转移到城市商人与银行家手中，识字率、算术能力和收入都急剧上升，他们受益于法律、会计、信贷和保险领域的进步。奥斯曼土耳其人即将攻陷君士坦丁堡，引发大批逃亡学者涌入意大利，他们携带着载有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智慧的手稿。与列奥纳多同一年前后出生的还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他们将引领一个探索的时代。而佛罗伦萨凭借其蓬勃发展、追求地位的商人赞助人阶层，已成为文艺复兴艺术与人文主义的摇篮。
童年记忆
列奥纳多对婴儿时期最生动的记忆，是他在50年后记录下的一段往事，当时他正在研究鸟类的飞行。他在描述一种名为“鸢”（kite）的类鹰鸟类，它尾巴分叉，翼长而优雅，能够翱翔滑翔。以其一贯的敏锐观察，列奥纳多精确地察觉到，这种鸟降落时如何张开翅膀，然后展开并放低尾羽。这唤起了他婴儿时期的一段记忆：“书写鸢似乎是我的命运，因为在我童年最早的记忆中，我仿佛在摇篮中时，一只鸢飞到我身边，用它的尾巴撬开我的嘴，并用尾巴在我的双唇之间多次拍打我。”与列奥纳多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一样，这段记忆中可能掺杂了一些幻想和虚构成分。很难想象一只鸟真的会降落在摇篮中，并用尾巴撬开婴儿的嘴，而列奥纳多似乎也通过使用“仿佛”一词承认了这一点，好像这可能部分是一场梦。
这一切——一个有两位母亲的童年、一位时常缺席的父亲，以及与振翅尾巴的梦幻般口腔接触——都将为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学家提供丰富的素材。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且是出自弗洛伊德本人之手。1910年，弗洛伊德以这则鸢的故事为基础，写下了一本小书《达·芬奇与其童年记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出了差错，他使用了一个糟糕的德文译本，该译本将列奥纳多笔记中的鸟误译为秃鹫（vulture）而非鸢。这使他陷入了一段冗长的旁枝末节的解释，内容涉及古埃及秃鹫的象征意义，以及秃鹫与母亲二词在词源上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与主题无关，而且，弗洛伊德后来也承认，这些内容令人尴尬。撇开鸟类的混淆不谈，弗洛伊德分析的主旨在于：在包括意大利语（coda）在内的许多语言中，表示尾巴的词是“阴茎”的俚语，并且列奥纳多的这段记忆与其同性恋倾向有关。“幻想中所呈现的情境，即一只秃鹫撬开孩子的嘴并用尾巴猛力拍打他，对应于口交的概念，”弗洛伊德写道。他推测，列奥纳多被压抑的欲望转化为其狂热的创造力，但他因受到抑制而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
这些解释引发了一些毁灭性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来自艺术史学家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而至少在我看来，这些解释似乎更多地揭示了弗洛伊德本人，而非列奥纳多。传记作家对于对五个世纪前的人进行心理分析应当保持谨慎。列奥纳多这段如梦般的记忆，或许只是反映了他终生对鸟类飞行的兴趣，而他本人也正是这样描述的。而且，无需弗洛伊德也能理解，性驱力可以升华为抱负和其他激情。列奥纳多自己也这样说过。“知识的激情驱逐了感官之欲，”他在一本笔记中写道。
要更深入地了解列奥纳多的成长性格与动机，另一个更好的来源是他记录下的另一段个人回忆，这段回忆发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次徒步旅行中。回忆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幽暗的洞穴，并思忖是否应当进入。“在阴森的岩石间走了一段距离后，我来到一个巨大洞穴的入口，我在它面前驻足良久，心中充满惊诧，”他回忆道。“我来回俯身，试图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发现，但内里的黑暗使我无法看清。突然，我心中升起两种相反的情绪：恐惧与渴望——对那威胁性的幽暗洞穴的恐惧，以及想要看看里面是否有什么奇妙之物的渴望。”
渴望占了上风。他那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取得了胜利，列奥纳多走进了洞穴。在那里，他发现嵌在岩壁中的一具鲸鱼化石。“哦，伟大而曾经有生命的自然工具，”他写道，“你那巨大的力量如今已然无用。”有学者认为，他描述的是一次虚构的徒步旅行，或是在改写塞内卡的某些诗句。但他那一页笔记及其周围的几页，充满了对贝壳化石层的描述，而且在托斯卡纳确实曾发现过许多鲸鱼化石骨骼。
这具鲸鱼化石引发了一种黑暗的幻象，这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忧虑之一，即一场末日洪水。在纸张的另一面，他详尽地描述了这头早已死去的鲸鱼曾经拥有的狂暴力量：“你以迅猛分叉的鳍和分叉的尾巴拍击，在海中掀起突如其来的风暴，冲撞并吞没船只。”随后，他转而进行哲学思考。“哦，时间，万物迅捷的劫掠者，你毁灭了多少国王、多少民族，而自这奇异的鱼死去以来，又发生了多少国家与境况的变迁。”
至此，列奥纳多的恐惧已转向一个与洞穴中可能潜伏的任何危险截然不同的领域。相反，他的恐惧源于一种面对自然毁灭力量时的存在主义恐惧。他开始迅速涂写，用银尖笔在一张泛红的纸页上描绘一场始于水、终于火的末日。“河流将失去它们的水，大地将不再长出绿意；田野将不再覆盖着摇曳的玉米；所有的动物，因找不到新鲜的草地觅食，都将死去，”他写道。“如此，肥沃丰饶的大地将被迫以火之元素告终；随后，其表面将被烧成灰烬，这将是一切尘世自然的终结。”
达芬奇的好奇心驱使他进入的那个幽暗洞穴，既带来了科学发现，也激发了想象中的幻想，这两条线索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将经历风暴，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也将遭遇大地与灵魂中的幽暗深处。但他对自然的好奇心始终促使他继续探索。他的着迷与忧惧都在其艺术中得到表达，从他描绘圣哲罗姆在洞穴口痛苦挣扎的画作开始，到他关于世界末日大洪水的素描与文字达到顶峰。
节选自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所著《达芬奇传》。版权所有 © 2017 沃尔特·艾萨克森。经 Simon & Schuster, Inc. 许可转载。保留所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