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人人都听说过欧内斯特·海明威。但要找到一位知道埃伦·N·拉莫特的人，恐怕并不容易。
人们本该知道她。
她是一位非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护士，在海明威之前便写出了海明威式的作品。可以说，她是海明威著名文风的开创者——第一位以简练、含蓄、直截了当的散文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
早在海明威于1929年出版《永别了，武器》之前——早在他高中毕业、离家前往意大利自愿担任救护车司机之前——拉莫特就写了一部相互关联的故事集，名为《战争的余波》。
这本书于1916年秋出版，当时战争已进入第三年。书中内容取材于拉莫特在西线一家法国野战医院工作的经历。
她写道：“许多人会为你讲述战争光荣的一面、英雄的一面、崇高的一面。我必须写下我亲眼所见的另一面，战争的余波。”
《战争的余波》因批评持续进行的战争，出版后立即在英国和法国遭禁。两年过去，经历多次印刷后——在被誉为“不朽”之作和美国最伟大的战争文学作品之后——它被认定会打击士气，也在战时的美国遭到审查。
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不过，如今我编辑的这部失落经典扩充版刚刚出版。书中收录了拉莫特的首部传记，希望能让她得到应有的关注。
写的是恐怖，而非英雄
在当时，简单来说，《战争的余波》是一部煽动性作品。
一位赞赏这本书的读者在1918年7月解释道：“我的书架上有一角，我称之为‘T N T’图书馆。那里放着我能弄到手的所有文学烈性炸药。到目前为止，只有五本。”《战争的余波》是其中唯一一部女性作品，也是唯一一部美国作品。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战时作品中，男人甘愿为事业而战、为事业而死。人物英勇无畏，战斗则被浪漫化。
拉莫特的故事却并非如此。她没有聚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而是着重描写战争的恐怖。《战争的余波》中那些受伤的士兵和平民畏惧死亡，活着时也惶惶不安。
他们挤满野战医院的病床，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同情。一名士兵正因气性坏疽缓慢死去。另一人患有梅毒；还有一名病人哭个不停，因为他不想死。一名10岁的比利时男孩腹部被德国炮弹碎片击中，伤重将死，哭喊着要找母亲。
在拉莫特看来，战争令人厌恶、憎恶，毫无道理。
这部作品的第一个故事一开篇便定下基调：“当他再也忍受不下去时，”故事写道，“他把左轮手枪伸进嘴里朝上开枪，却没能一枪毙命。”士兵被送往野战医院时“咒骂着，尖叫着”。在那里，手术救了他的命，却只是为了让他后来因试图自杀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被行刑队处决。
拉莫特工作过的法国野战医院明信片。辛西娅·瓦赫特尔
《战争的余波》出版后，读者很快意识到，拉莫特开创了一种大胆的新方式来书写战争及其恐怖。《纽约时报》报道称，她的故事“以短促、锐利的句子讲述”，与传统的“文学风格”毫无相似之处，并发出了“严厉而有力的反战谴责”。
《底特律日报》指出，她是第一个描绘“肆虐野兽真实面目”的人。《洛杉矶时报》则盛赞道：“从未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这是第一次真实地窥见战线背后……拉莫特小姐描写的是战争——不仅是法国的战争，而是战争本身。”
拉莫特与格特鲁德·斯泰因
拉莫特似乎与著名先锋派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一道，影响了我们如今所认为的海明威标志性文风——他简练而带有“阳刚”气息的散文。
战争开始时，拉莫特和斯泰因已经是朋友。她们都是步入中年的美国女性、作家和女同性恋者。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两人都住在巴黎，彼此的友谊也因此加深。
尽管两人各自都有恋人，斯泰因似乎还是爱上了拉莫特。1915年初，她甚至写了一部关于拉莫特的“小篇小说”，题为《他们怎么会娶她？》。文中多次提到拉莫特计划成为一名战地护士，可能会去塞尔维亚，还写有“见到她，激情便一览无遗”这样的直白句子。
毫无疑问，斯泰因读过她挚友的书；事实上，她的《战争的余波》个人藏书如今保存在耶鲁大学档案馆。
海明威书写战争
欧内斯特·海明威直到战后才认识斯泰因。但他和拉莫特一样，也设法到了前线。
1918年，海明威自愿担任救护车司机，在19岁生日前不久被迫击炮爆炸严重炸伤。他在一家野战医院住了五天，随后又在红十字会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并在那里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
战后，海明威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担任记者。1921年末，他决心成为一名严肃作家，于是搬到了巴黎。
20世纪20年代初，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文学沙龙吸引了许多崭露头角的战后作家，她给他们起了一个著名的称呼：“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是最热切寻求斯泰因建议的人之一，她对他的文风影响很大。
“格特鲁德·斯泰因总是对的，”海明威曾对一位朋友说。她做了他的导师，还成为他儿子的教母。
海明威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都以不久前的战争为主题。
“删掉文字。把一切都删掉，”斯泰因劝他，“只留下你看到的、发生过的事。”
很可能是斯泰因把自己的《战争的余波》给海明威看，将其作为优秀战争文学的范例。至少，她也把自己阅读拉莫特作品后的心得传给了他。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拉莫特和海明威的文风相似之处显而易见。看看拉莫特在《孤独》一文中的这段文字：她将陈述句串联起来，语气平淡，让字里行间的恐怖自行显现。
他们无法为罗沙尔动手术并截掉他的腿，尽管他们想这么做。感染已蔓延得太高，到了髋部，手术无法进行。此外，罗沙尔的头骨也骨折了。另一块弹片刺穿了他的耳朵，穿进脑中，嵌在那里。两处伤势无论哪一处都足以致命，但最先要了他的命的，将是他被炸烂的大腿上的气性坏疽。伤口散发着恶臭。污秽不堪。
再看看海明威1925年文集《我们的时代》某一章开篇的几行：
尼克靠坐在教堂的墙边，他们把他拖到那里，以躲避街上的机枪火力。两条腿别扭地伸在前面。他的脊柱中了弹。他脸上汗湿而肮脏。阳光照在他脸上。天气酷热。里纳尔迪背阔体壮，装备散落一地，脸朝下趴在墙边。尼克目光灼灼地直视前方……两名奥地利死者躺在房屋阴影下的瓦砾堆中。街道上方还有其他死者。
海明威直截了当的陈述句和不带感情色彩的文风，与拉莫特的作品惊人地相似。
那么，为什么海明威赢得了所有赞誉，并最终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奖，理由是他“对当代文风的影响”，而拉莫特却湮没在文学遗忘之中？
这是战时审查留下的长期影响吗？还是战后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所致——那种认为战争写作是男性专属领域的观念？
无论是审查、性别歧视，还是两者共同造成的恶劣影响，拉莫特都被噤声并遭人遗忘。是时候让《战争的余波》重回其应有的位置，成为战争文学的开创性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