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界需要更多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界也需要更多艺术。作为双方的立足者，我认为这两个领域仅仅触及了彼此合作可能带来的突破性乃至世界性变革的表层。
艺术界充满了富有进取精神的个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但真正称得上社会企业的优秀范例却相对较少。有人可能会认为，剧团或音乐厂牌也属于社会企业，因为它们在创作和发行产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效益。但这些机构很少是以社会企业的理念来运作的。
在非营利艺术领域，“申请资助、执行项目”的模式占据主导；而文化产业与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一样，狭隘地专注于短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我并不是说这些机构不追求艺术卓越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等利他目标。问题在于，它们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往往只是业务的副产品，而非通过社会企业有意识地创造、从而产生强大影响的成果。
艺术界许多人对“工具化”艺术持谨慎态度。他们主张，艺术应当因其自身而受到支持，重视的是其内在价值而非工具性价值。毫无疑问，当艺术表达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或被善意却拙劣的社会信息所过度累积时，它就会失去其正当性。
然而，也有一些以艺术为导向的社会企业，在不损害艺术完整性的前提下推动了积极的社会变革。 BRANDAID Project 便是其中一例，该项目雇用海地未充分就业的艺术家，制作工艺精湛的面具及其他手工艺品，并将其销往发达国家。 Artscape位于多伦多，其做法是将艺术家聚集在经济适用的房地产项目中，旨在产生积极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这也是另一个例子。
我们需要超越这样一种观念：支持艺术的内在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两者显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社会企业领域，面对气候变化、贫困、饥饿、疾病和政治动荡等全球性挑战时，艺术可能显得不够严肃。但正如作家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在其2001年的著作“The Creative Economy”中让我们认识到的，价值的创造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过去，事物的价值主要由其所含的材料和劳动构成。如今，创意内容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艺术性需要在每一项业务的核心中发挥作用——从产品与服务的设计、新技术的应用，到构建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品牌。我不禁思考，有多少社会企业将创造力视为其工作的核心。
在我看来，社会企业与艺术融合的重大机遇在于，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Cape Farewell的创始人大卫·巴克兰（David Buckland）帮助世界认识到，全球变暖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应对我们最重大的挑战，必然涉及改变人类行为与文化，而这正是艺术可以发挥更关键作用的领域。艺术能够激发新的思维、促进开放的对话、缓解冲突、建设地方经济、加速学习，甚至对自闭症及其他疾病患者发挥治疗作用。如果社会创业者能更好地理解如何与艺术家合作，以促进人、文化与地方的变革、成长与转型，那么艺术家就可以在变革推动者的工具箱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作者：Tim Jones为Artscape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这是 系列文章 的一部分，该系列旨在配合 施瓦布基金会2014年度社会企业家获奖者的发布。
图片：2014年3月25日，一名儿童在中国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内触摸一件艺术展品的局部。路透社/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