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信息的生产方式和获取便利性，使战略挑战从创造知识转向运用判断力。
文化能够提供诠释基础，让我们赋予事物意义、协商优先事项，并将决策转化为正当行动。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将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资产，增强社会治理复杂性的能力。
在其史诗小说《罪与罚》中，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道德责任置于人类自由的核心，指出若缺乏对如何诠释意义并付诸行动的道德问责，仅有知识并不足够。
随着各国政府转向前瞻性治理模式和人工智能（AI）赋能模式，信息与人的判断力之间的界限日益重要。在数据充斥的世界里，关键问题已不再是社会掌握了什么，而是社会如何判断什么才重要。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提供共同框架，使信息获得意义、优先事项得以协商、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能够以人类无法企及的规模处理信息，并揭示原本难以发现的关联。数字孪生或许会显示某个历史街区正在经历人口结构变化，正如算法或许会识别出面临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学区。
然而，这两种系统都无法判断，保护地方特色是否应优先于重新开发，也无法判断资源应投向公平、卓越还是效率。信息可以揭示现状，却无法判定其意义。
诠释现实的社会框架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所指出的，社会继承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诠释现实的共同框架。事实不会自行发声：其意义源于集体经验、制度实践和文化语境。当决策涉及文化遗产、教育、健康或社会福利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预测型人工智能模型或许能识别出哪些遗产地最容易遭受损毁，却无法判断为何某处遗产地应比另一处优先保护，尤其是当不同社群赋予各处遗产地不同的历史、象征或文化价值时。证据仍不可或缺，但无法决定哪些应予保护、优先处理或改造。这些决策取决于诠释、责任和公众认可。
数字系统在保存信息方面极为有效，但在复制人类诠释信息、赋予意义和运用判断力的能力方面，则逊色得多。
随着各国政府转向更具前瞻性、由人工智能赋能的治理模式，信息与意义之间的区别日益重要。世界各地的公共机构正在围绕人们的生活而非行政架构重新设计服务。
阿布扎比的前瞻型政府模式、新西兰的福祉框架，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日益采用前瞻性治理，都体现了这一演进的某些方面。
然而，这些做法也揭示了一条重要界限：日常决策越是实现自动化，无法自动化的决策类别就越发凸显。涉及人生大事、社群生活或文化延续的问题，不能仅靠优化来解决。判断自动化止于何处、个人责任始于何处，需要运用判断力。
人的判断力的战略价值
人工智能能够拓展分析能力，但创新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判断力：将信息置于切身现实中考量、联系事实与价值、理解后果并为行动承担责任的能力。
机构对待知识的方式也在经历同样的转变。多年来，组织专注于知识管理：收集信息、记录专业知识并改善数据获取。如今，挑战日益转向知识治理：确保信息、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转化为正当行动。
这一差别很重要，因为并非所有知识都能编码。正如匈牙利裔英国博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所指出的，我们知道的比能说出来的更多。专业能力往往依赖经验、情境理解和实践判断，无法完全简化为流程或算法。
并非所有知识都能编码。正如迈克尔·波兰尼所言，我们知道的比能说出来的更多
保护历史建筑的专家、回应特定课堂需求的教师，或解读复杂诊断结果的医生，都运用了某些隐性知识；这些知识源于实践，而非正式指导。有些专业能力得以延续，并非因为有文档记录，而是因为它们通过实践社群和机构文化传承下来。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机构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储存更多知识，而是维护相关条件，使知识能够支持有意义的判断。
作为诠释基础设施的文化
人们常从遗产、参与、旅游或创意经济的角度讨论文化。然而，文化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正如实体基础设施支持人员流动、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文化也使诠释成为可能。
文化提供共同参照和价值观，帮助社会理解变化。判断力很少是在作出决策的那一刻才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共同经验、集体记忆和文化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
因此，文化不仅应被视为一个行业，也应被视为治理的赋能体系。公共机构在应对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时，依赖诠释能力，而文化能够增强这种能力。
这一视角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文化衡量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数十年来，文化指标主要关注参与度、出席人数、就业和经济贡献。
正如教宗良十四世在《奇妙的人性》中所指出的，这些指标几乎总是忽视对人类和环境整体福祉至关重要的方面。因此，当下日益重要的挑战是了解文化如何促进韧性、信任、社会凝聚力、适应力和机构学习。这些维度较难量化，但在技术和社会转型时期愈发显出价值。
阿布扎比的经验体现了这一转变。建立文化指标需要超越标准化衡量框架，并结合当地相关的价值形式。其目标不只是衡量文化活动，而是了解文化对更广泛的发展成果和机构能力的贡献。
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作为战略资产
当前正在发生的转型常被描述为向人工智能原生机构转变。然而，更深层的转型关乎人的判断力本身。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普及，那些支持诠释、责任和正当性的文化能力虽然不那么显眼，却变得更加重要。
文化和教育机构在这一议程中占据尤为重要的位置。它们的贡献不止于传递知识或保护遗产。
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学校和大学保存记忆、将信息置于具体语境中，并让人们接触多种视角和相互竞争的叙事。在此过程中，它们培育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珍贵：运用判断力、应对复杂性并理解决策更广泛后果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文化不只是创新的受益者；它也是赋能环境的一部分，使机构能够学习、适应并保持正当性。
从这一视角看，文化成为一项战略资产，因为它增强社会治理复杂性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拓展信息的获取范围，关键挑战在于将信息转化为意义，再将意义转化为判断。然而，判断本身并非最终目标。公共机构还必须赢得正当性：有能力说明决策理由、赢得信任并维系集体信心。
文化提供诠释基础，正当性由此得以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的范围超越了人工智能治理本身。技术系统越强大，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框架就越重要；社会借此判断何为重要、运用判断力，并将知识转化为正当行动。
这一见解呼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经久不衰的一个主题：若缺乏道德责任，仅有知识和理性并不足够。当机构步入一个日益受人工智能塑造的时代，挑战不仅在于构建更智能的系统，也在于巩固文化基础，使判断力、正当性和负责任的行动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