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足球运动员在欧洲退役后的不稳定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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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少数引人注目的退役后发展轨迹外,我们对曾在欧洲踢球的非洲前足球运动员的去向知之甚少。

  • 只有少数非洲移民球员仍以教练或行政职务留在欧洲足球领域。

  • 相反,非洲前足球运动员通常只有在回到非洲后,才会成为教练或球员经纪人。

  • 尽管黑人球员占英格兰超级联赛球员的30%,但他们在主教练中仅占1%。

想想你最喜欢的欧洲男子足球前球员吧。你可能还记得他精彩的进球、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和拼搏精神。他现在在做什么?是在执教吗?还是担任球员经纪人?又或者是一名体育解说员?

现在再想想你最喜欢的、从非洲国家移居欧洲踢球的男子足球前球员。他给你的印象可能同样是出色的球技。但他现在在做什么?不知道?请不要作弊,说是 乔治·韦阿,金球奖得主(1995年获奖)并现任利比里亚总统。

事实上,除了少数引人注目的退役后发展轨迹外,我们对曾在欧洲踢球的非洲前足球运动员的去向知之甚少,无论他们是否完成了完整的职业生涯,还是不得不提前结束职业足球生涯。

但为何会如此?我们开展了多项 研究,力求进一步厘清相关情况。

结构性排斥

首先,只有少数非洲移民球员仍以教练或行政职务留在欧洲足球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马里奥·威尔逊,他来自莫桑比克,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在葡萄牙度过,并执教本菲卡,并于1976年带领球队夺得葡萄牙联赛冠军。此外还有迈克尔·埃梅纳洛,他来自尼日利亚,曾担任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和摩纳哥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此前他曾效力于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多支球队。近年来,尼日利亚前国家队球员恩杜比西·埃格博赢得了2019/20赛季带领地拉那FK俱乐部赢得阿尔巴尼亚联赛冠军,同时姆巴耶·莱耶,这位塞内加尔前国家队球员于2020年12月被任命为列日标准队的新任主教练。

相反,非洲前足球运动员只有在回到非洲后,才会成为教练或球员经纪人,或以其他方式从事足球行业工作,即便他们最初的计划是留在欧洲,并在那里谋求退役后的生计。

鉴于非洲球员在欧洲足球中的影响,这一现象十分引人注目,对欧洲足球产业而言无疑是教练人才的浪费。

近来,球员拉希姆·斯特林与学者保罗·坎贝尔均指出了结构性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阻碍了黑人前球员进入欧洲足球领域的教练或行政岗位。事实上,若黑人足球运动员占英格兰超级联赛球员的30%,但在主教练中仅占1%,那么黑人球员遭受结构性排斥便一目了然。

诚然,欧洲职业足球的教练职位有限,竞争也十分激烈。然而,大多数非洲球员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生涯结束后的发展轨迹又会如何演变?

答案令人失望。尽管只有寥寥几位足球名人的案例,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在欧洲职业发展的非洲球员普遍缺乏退役后发展的准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束职业生涯,都将面临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延续了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和艰辛,这些是许多非洲球员在国际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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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易卜拉欣(化名)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非洲球员在欧洲各级别足球中所面临的这些艰辛,他在我们的研究中接受了采访。他18岁时以颇具潜力的天才球员身份从尼日利亚前往丹麦,并被一家新兴俱乐部签下。尽管他天赋出众,却从未获得突破。

职业生涯期间,易卜拉欣曾反复患病并遭受严重伤病。他的大多数合同未获续签,且频繁更换俱乐部,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该国的低级别联赛中度过,那里的薪资极低,税前月薪约为2,000美元。

在再次遭遇膝盖伤病且合同终止后,他未能找到新的俱乐部。在该国待了八年后,他被迫开始考虑足球之外的人生。尽管他当时年近二十五六岁,且不愿放弃职业足球的梦想,但他无力只专注于康复训练,同时寻找新俱乐部。可选择的道路寥寥无几。他回忆道

“我只想工作,只想赚钱,可我没有任何学历。人要怎样才能活下去?”

不过,由于他有权领取社会福利,丹麦市政当局要求他接受进一步的资格培训,并资助他完成成为助理护士的培训。他经过14个月的课程后毕业,现全职担任老年护理领域的辅助护理人员。这一职位薪资较低,且因其所受伤病而面临特殊挑战。

易卜拉欣的经历并非个例。总体而言,非洲足球运动员是欧洲职业运动员中尤为脆弱的群体。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薪酬偏低和合同期限短暂的影响,且常常面临经济困境。

投资未来

尽管每位职业足球运动员都需要持续保持出色表现,非洲球员所承受的压力尤为巨大。对他们而言,获得薪资更高的合同或更稳定的签约往往是一种生存必需,关乎自身及其非洲家人的生计。为避免在欧洲失败,以及空手而归的羞耻,非洲球员往往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职业球员生涯。

只有极少数人拥有为退役后发展做准备所必需的时间、资源、知识和人脉。相比之下,在丹麦,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当地球员通常能获得支持,为退役后的职业发展做准备,例如通过双重职业机会,将职业足球与教育或职业培训相结合。

非洲球员往往因普遍缺乏所需资格或语言能力而被排除在外,而这些能力是进入欧洲教育课程所必需的。此外,欧洲俱乐部很少对提供适当课程或职业培训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无疑与其以较低价格获取优秀非洲人才的成本效益策略相悖。

我们的若干研究参与者与易卜拉欣一样,在老年护理领域担任助理护士,或从事清洁或配送工作。尽管这些工作或许能维持眼前的生计,但其工作条件颇具挑战。

因此,鉴于欧洲足球行业的结构性约束、教育机会有限、薪资偏低、合同期短,以及几乎必须全力专注于竞技表现,许多人最终陷入不稳定的生活境况。职业生涯结束后,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稀少,无论一个人是以精彩进球、非凡扑救还是出色的拼搏精神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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