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良十四世近日发表了他的首部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
它对技术能力必然转化为社会进步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并追问谁能从中受益。
其主旨明确：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其对人的影响及共同利益来衡量。
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发表了《Rerum Novarum》，这是现代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奠基性文献。它诞生于工业革命剧变之中，试图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道路，并坚持经济转型不能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
135年后，教宗良十四世为其首部备受期待的通谕选择了同样具有变革意义的议题。在《Magnifica Humanitas》中，这位天主教会领袖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AI）、数字权力以及技术权威的集中。
致天主教会主教的这封信主旨明确：不能仅凭效率、生产力或市场价值来评判技术进步。归根结底，必须以其对人的影响及共同利益来衡量。
对于政治和商界领袖，尤其是欧洲的领导者而言，这篇通谕不仅是一份宗教文件。它介入了本世纪最具决定性的一场辩论：在算法日益塑造社会的时代，社会如何保持人性。
人工智能时代新的社会问题
这一历史类比意义重大。1891年，良十三世面对机械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工人阶级状况”）。如今，良十四世面对的是认知本身部分自动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教宗明确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可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变革力量，并警告说，社会再次进入这样一个时期：经济收益可能集中于少数人，而社会成本却广泛分摊。
他关注的并非技术创新本身。通谕并未否定人工智能，而是对技术能力必然转化为社会进步这一假设提出质疑。
更深层的问题关乎政治：谁能受益，谁来治理，谁又承担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文件牢牢植根于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传统；这一传统长期强调劳动的尊严、团结、辅助性原则，以及经济权力所伴随的道德责任。
变化的是关注对象——不再是工厂、工资和工业资本的力量；如今的争论关乎谁控制着社会借以沟通、组织、生产和决策的系统。
权力集中的挑战
这篇通谕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是对数字权力集中的警示。
教宗指出，日益塑造公共生活、经济机会乃至信息获取的技术，往往由规模超过许多国家的机构掌控。当技术系统嵌入社会的基本职能时，透明度、问责制和民主监督等问题尤为突出。
欧洲围绕技术主权的辩论，从云基础设施到人工智能治理，都反映了对依赖和控制的类似担忧。
这篇通谕从道德而非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这一挑战。然而，其背后的逻辑惊人地相似。权力过度集中——无论是经济、技术还是政治权力——都会削弱社区塑造自身未来的能力。
人的尊严：一项战略原则
或许《Magnifica Humanitas》最重要的贡献，是坚持人的尊严应继续成为技术发展的组织原则。如果人不再是衡量进步的“尺度” ，创新就可能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人的尊严的黯淡”。
这一论点属于教会与现代性长期对话的传统。《Gaudium et Spes》（《喜乐与希望》）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于1965年颁布的牧职宪章，其中确认：“人既是又应当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本原、主体和目的。”。良十四世正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数字时代。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引导技术发展的逻辑，并不总与引导人的发展的逻辑相同。当代关于人工智能的辩论往往聚焦于速度、规模和市场优势。政府担心落后于竞争者；企业担心被对手赶超；投资者则关注下一波增长。通谕提出了另一种衡量标准。
社会不应只问技术能做什么，还应问技术应该做什么。评估成功也不应只看生产力是否提升，还应考量技术系统是否增强人的能力、巩固社会凝聚力，并拓展真正的人类福祉。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Caritas in Veritate》（《在真理中的爱》）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009年，他坚持指出：“如果发展不涉及整个人和每一个人，就不是真正的发展。”换言之，技术进步不能与更全面的人的发展问题割裂开来。
对欧洲而言，关键很清楚：其优势或许更多在于治理，而非规模。尽管存在种种不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通常简称GDPR）表明，欧盟规则能够塑造全球标准。人工智能或许就是下一个考验。
然而，这篇通谕提出的愿景比监管更为宏大：一种鲜明以人为中心的创新愿景。它不仅追问社会如何提高生产力，也追问社会如何保持自由、凝聚力与意义。
重启信仰与理性的对话
这篇通谕最出人意料的贡献或许在于别处。
《Magnifica Humanitas》不仅是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也含蓄地呼吁恢复一场在西方许多地区日渐式微的对话：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话。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8年的通谕《Fides et Ratio》中，正是将这一问题作为核心关切。他警告说，科学理性正日益与关于意义、伦理和目标的深层问题相分离。缺乏道德方向的理性可能沦为纯粹工具；缺乏理性的信仰则可能变得教条。人类福祉有赖于两者相遇，而非彼此分离。
三十年后，这一挑战呈现出新的形式。
人工智能迫使社会面对一些归根结底先是哲学问题、而后才是技术问题：什么构成人类智能？哪些决定绝不应交由机器作出？权力伴随着哪些责任？
这些问题并非工程师、监管者或市场单独能够回答。
矛盾之处在于，共享的道德框架日益削弱之际，技术进步却在加速。公共辩论更加两极分化，人们对机构的信任度降低，社交媒体则将话语切割成彼此平行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信仰传统能够提供的不只是神学：还有长远的伦理思考，以及一种将创新与人类目标这一持久问题联系起来的表达方式。
欧洲定义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机遇
当全球许多讨论在技术乌托邦主义与技术焦虑之间摇摆之际，《Magnifica Humanitas》提供了第三种视角。
对欧洲而言，这一挑战尤其严峻。欧洲大陆正努力弥合创新、生产力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距，同时维护民主问责制与社会凝聚力。
《Magnifica Humanitas》提醒我们，这些目标并非相互排斥。竞争力归根结底是手段，而非目的。欧洲真正的机遇或许不在于争当第一，而在于展现创新、竞争力与人的尊严仍能彼此促进。
关于人工智能的辩论常被描述为一场竞赛。教宗良十四世邀请我们将其视为方向问题。长远来看，方向或许比速度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