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烂陀是一所创办于5世纪的大学，也是佛教学术中心，其核心理念是：知识只有指向公共利益，才能达到最高的意义。这一原则在世界各大智慧传统中均有回响。
2026年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与那烂陀当年所应对的问题相似：如何构建惠及全人类的知识体系，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
与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对话精神”相契合，印度的人工智能使命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枢纽（由意大利政府主导，并获七国集团认可），通过在人工智能项目中设计可共同复用的基础框架（包括与私营部门创新者合作），体现了这一愿景，释放人工智能作为强大均衡力量的潜能。
我们两人都记得，第一次一同漫步于那烂陀遗址的情景，即便当时只是精神上的同行，而非亲身前往。十五个世纪以前，这所位于今日比哈尔邦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学术中心之一。
它吸引了来自中国、朝鲜、中亚和东南亚各地的学生与学者。他们比邻而居、共同生活、相互辩论、一同学习。他们研习逻辑学、医学、天文学以及辩论之术。
那烂陀学术生活的核心，是佛教对智慧与慈悲相融合的坚守：相信知识只有指向减少苦难、增进众生理解，才能达到最高的意义。
这一理念塑造了那烂陀的学术文化，并持续定义着它的深远遗产。今天，当我们审视印度国家人工智能使命的实施情况，以及非洲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枢纽时，那烂陀的经验依然适用。
2026年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正是那烂陀在5世纪所应对的问题：如何构建惠及全人类的知识体系，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群体。事实上，正如《2025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人以及人的选择能够并将会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
正如Infosys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近期撰文指出：“最难让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恰恰也是它最为重要的地方。”在维达尔巴或图尔卡纳，当降雨不足时，一名农民需要一个他能够信赖的答案。在比哈尔邦农村或肯尼亚北部，一名卫生工作者需要一个她今天就能据以行动的诊断结果。
这种信任并非来自更多的参数，而是来自可靠的来源、文化根基，以及质疑和纠正系统的能力——即尼勒卡尼所描述的制度性问责。这体现了那烂陀所制度化的公开辩论精神，也认识到大规模实现安全且有效的影响，需要围绕安全、模型、多语言与语音能力、算力以及其他横向推动因素进行深入、贴合语境的协作，同时关注人与地球。
以公平性设计的人工智能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工智能使命正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GPU算力，为什么Bhashini——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的语言平台——已经以民众自己的语言服务数百万公民，也为什么正在为仍未联网的五亿印度人开发以语音为先的应用。
在意大利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该集团与肯尼亚、埃及及其他国家共同设计了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枢纽。该枢纽正与创新者合作打破壁垒，把握历史性机遇，通过将关键矿产和可再生能源，与模块化、按需配置的算力、连接设施、微型数据中心及数据管道相结合，推动非洲从原材料出口国迈向高附加值、以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业化经济体。
在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有意将公平与获取机会的公平性、发言权和所有权，纳入横向推动因素或技术栈之中。我们正在提出以合作为基础、以惠及人民的发展成效为导向的新型双赢框架。
这一根本洞见在多元的全球智慧传统中同样回响。与那烂陀一样，梵蒂冈的《人工智能伦理罗马呼吁》（Rome Call for AI Ethics）申明，技术必须服务于人的尊严与公共利益，而不是服务于支配。非洲原生哲学中的“乌班图”（ubuntu）（ubuntu）提醒我们：“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儒家传统强调人的意图与技术力量之间的和谐。所有这些都汇聚于一个真理：排他性的知识体系会变得具有攫取性，而包容性的知识体系则具有深远的创造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大多数国家正在发掘众多横向推动因素，并开始通过跨组织网络展开合作以推动其发展。无论是投资于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模块化数据中心，将计算基础设施与本地支付系统相整合，以确保更广泛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还是围绕人工智能的语言与文化多样性建立强有力的社区管理机制，使服务对农民或小微企业主具有价值，进而影响全球人工智能基准，以应对偏见和错误信息。再如，结合地理空间数据与气候趋势的人工智能驱动气候智能，可以指导作物规划、水资源管理和公共投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印度分支通过DiCRA项目，与印度政府及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那烂陀的辩论异常激烈，每位学者无论出身何处，都必须在公开场合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们正努力为人工智能重建这种精神。当一个新模型被部署到奥里萨邦的一所公立学校或科特迪瓦的一家诊所时，教师和卫生工作者可以标记错误、提出改进建议，从而使模型能够在数周而非数年内完成再训练。
当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民通过MahaVISTAAR提问，或图尔卡纳的牧民使用基于Tabiri的早期预警系统时，答案可以追溯到某所农业大学或气象机构。这正是将那烂陀的逻辑转化为代码：透明、问责以及持续的集体参与。因为只有当真正的问题得到解决时，影响才会产生。
弥合协作鸿沟
然而，人工智能的努力往往过于分散，分散在各个团队、供应商和项目之间，每一方都用自己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指标解决局部问题。结果是形成一个个进展孤岛，无法实现规模化：每个团队都在重复构建技术栈，在任何成果能够在国家或大洲层面整合之前，发展势头便已消散。
只有当人们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从孤立的试点转向广泛应用时，人工智能的真正价值才会显现。
如今，大多数努力在初步部署之后便陷入停滞——问题不在于技术差距，而在于横向推动因素之间缺乏协调与治理。
经济利害关系极为重大。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为全球经济新增15.7万亿美元，仅非洲就可能新增1.5万亿美元。如今的人工智能，就如同电力和互联网在其早期所扮演的角色——一种通用技术，有能力重塑每个行业、每个工作流程和每个社会。
与那些早期的革命一样，人工智能开启了许多可能性。但可能性本身并不会创造影响，只有落地实施才能做到。
道义上的利害关系更为重大。如果我们未能实现向公平人工智能的转型，那么那些拥有模型的人与那些仅仅被模型刻画的人之间的鸿沟将进一步加深。但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将自那烂陀本身以来，首次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知识公共领域。
2026年，印度将主办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这是由全球南方主导召开的首个重大全球人工智能会议。我们希望它能重现那烂陀的盛景：大门敞开，辩论激烈，共享餐食，并怀抱同一个共同目标：证明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最强大的均衡力量。
因为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在比哈尔邦农村的教室和肯尼亚北部的牧场中发挥作用，它就能在任何地方发挥作用。而如果它首先服务于农民和卫生工作者，它就将服务于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