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影子欧洲事务大臣帕特·麦克法登近日告诫工党成员，应努力把握全球经济带来的机遇，而不要把移民视作一种疾病。正如他所说：“你可以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可以给人们一个机会。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着眼于给人们机会。”
在这个日益被各种不满情绪主导的世界里——人们针对移民、银行家、穆斯林、“自由派精英”、“欧盟官僚”、世界主义者，或其他任何看起来有些陌生的群体发泄不满——如此睿智的话语实属罕见。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应引以为鉴。
在美国，共和党人在茶党活动人士的支持下，威胁要让政府停摆，只因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多年的无证移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机会。英国独立党（UKIP）希望实施一项为期五年的移民禁令，禁止移民永久定居。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曾发布一段视频，承诺要把“垃圾”——也就是主要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移民工人——“清出莫斯科”。
就连曾以宽容著称的荷兰人和丹麦人，也越来越多地投票支持那些猛烈抨击移民祸害的政党。荷兰自由党一向热衷于宣称有权侮辱穆斯林，如今还想禁止所有清真寺。而新加坡那些规模微小、备受打压的反对党——这个国家几乎人人都是移民后裔——正借助民众对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不满而获得支持；这些移民据称正在抢走“本地人”的工作。
美国茶党支持者、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心怀恐惧的荷兰人和丹麦人，以及新加坡左翼人士，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以至于都滋长了这种反移民情绪？
在经济趋紧时保住工作，无疑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支持茶党的大多数中年、居住在乡村的白人美国人，其生计几乎不会受到贫困墨西哥移民的威胁。在英格兰的一些地区，移民鲜少露面，英国独立党却颇受欢迎。荷兰自由党的许多选民也住得离清真寺很远。
反移民情绪横跨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茶党或英国独立党的支持者，与那些确实担心低薪外国人会抢走自己工作岗位的工人阶级选民，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担心，在一个人员流动便利、超国家组织林立、全球网络纵横交织的世界里，自己会被甩在后面。
在右翼，保守党支持者分成两派：一派是从移民或超国家机构中获益的商业利益群体，另一派则觉得受到这些因素的威胁。这就是英国保守党如此惧怕英国独立党的原因。该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与其说关心经济增长，不如说更热衷于追求他那极端的国家独立观。
在左翼，意见也分成两派：一派将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宽容置于首位；另一派则希望保护就业，并为本土出生的工人阶级所剩无几的群体保留“团结”。
把对移民的焦虑斥为单纯的偏执，或把对全球化经济的忧虑简单视作反动，都是错误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身份（姑且这样称呼）正在发生变化，但推动这种变化的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泾渭分明。受过教育、能在各种国际环境中有效沟通的男女正在受益。缺乏所需教育或经验的人——而这样的人很多——则举步维艰。
换言之，新的阶级分野与其说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不如说是受过教育的都市精英与见识较少、适应力较弱、且在各个意义上都较为孤立的乡民之间的差别。乡民的政治领袖（及其支持者）有时比他们憎恶的都市精英更富有，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们仍觉得自己遭人轻视。因此，他们与那些在自己觉得令人困惑且可憎的世界中感到疏离的人一样，满怀怨愤。
民粹主义煽动者喜欢大肆渲染这种怨恨，咆哮外国人拿着微薄薪水工作，甚至根本不工作。但真正令本土居民更为不安的，是少数族裔和移民相对成功。
这解释了民众为何敌视奥巴马。美国人知道，用不了太久，白人就会成为又一个少数群体，而有色人种将越来越多地身居权力位置。此时，茶党人士和其他与他们相似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宣称：“我们要夺回自己的国家！”
当然，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除非发动大规模、血腥的族群清洗——在整个大陆重演波斯尼亚的情景——否则美国人和其他人别无选择，只能习惯生活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
同样，经济全球化无法逆转。但监管可以、也应该得到改进。毕竟，有些事物仍值得保护。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或工作不应完全暴露于市场力量的创造性破坏之下，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麦克法登指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核心方案：为人们提供“获取全球化世界利益的工具”，从而让“互联的世界更好地服务于人们”。问题在于，这一主张更可能吸引受教育程度很高、早已享有特权的阶层，而不是那些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感到被剥夺权利的人。
这对左翼政党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它们似乎越来越代表都市精英发声；与此同时，地方民粹主义者则在民众怨愤的暗流中浑水摸鱼，推动传统保守派进一步右倾。
本文与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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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恩·布鲁马是巴德学院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
图片：2013年12月9日，一名警察在普拉托的申吴纺织厂检查一名中国移民的护照。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