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出现了两幅令人悲痛、挥之不去的画面：戴着头套的伊斯兰国刽子手将刀抵在无辜受害者的脖子上；蒙面的医务人员英勇抗击埃博拉疫情，而世界对此毫无准备。但这一年留下的长久遗产将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灾难，恢复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近两百万名新近流离失所的儿童被困在伊拉克、叙利亚、加沙、中非共和国及其他地区的冲突地带。
这些儿童加入了全球2500万名流离失所儿童的行列——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欧洲国家的人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年间的最高纪录。脆弱、绝望的难民儿童的画面——他们很可能流离失所十年甚至更久——已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世人似乎无法理解自己所看到的情景。
但儿童难民的困境只是需要采取新的儿童权利理念的一个原因。今年，估计将有1500万名学龄女孩成为童婚新娘，被迫违背意愿结婚。约有1400万名14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是童工，其中许多人被迫在最危险的环境中劳动。由于性别歧视，3200万名女孩被剥夺了上学这一基本权利；其中约50万人每年遭到贩运。
20世纪50年代，反殖民主义斗争主导着世界政治。20世纪60、70和80年代，人们展开了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重大民权斗争，之后又为推进残障人士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而奋斗。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是完成民权运动尚未完成的事业：终止对儿童，尤其是女孩的剥削，并确保普及义务教育。
值此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CRC）通过25周年之际，我与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蒂亚尔蒂，以及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负责人 凯文·沃特金斯一道，呼吁国际社会为年轻人日益壮大的民权斗争提供切实支持。我们能够采取更多行动，终止童工、童婚、儿童贩运以及对女孩的歧视：不仅要求切实执行国内法律，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儿童法院，并以可信的报告和制裁制度为支撑。
侵犯儿童权利的现象如今如此猖獗，已经别无选择。事实上，尽管《儿童权利公约》是获得批准最广泛的人权条约，要求各国政府每五年报告一次履约情况，但其工作缺乏充足资源和执行力。只有七分之一的国家按时提交履约报告，三分之一的国家甚至迟交一年也不提交。与此同时，负责管理相关信息的办公室资金匮乏，积压了两年的工作。
另一项前景可期的举措—— “关于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旨在首次让儿童及其倡导者能够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案件，但同样因缺乏有力支持、权威和资源而受到削弱。事实上，自该议定书于2011年达成以来，只有14个国家批准了它。
此外，各国没有法律义务去改变被认定违反其国际人权义务的政策或法律。调查资源短缺，也使工作重点落在有问题的立法上，而不是法律执行不力这一更大的问题上——这些法律旨在弘扬《儿童权利公约》的原则。
因此，不仅有理由设立国际儿童法院，也有理由赋予儿童及其代表向该法院提出申诉的权利。该法院应有能力受理并调查个人投诉，有权独立监督法律的执行，并拥有资源调查相关领域的问题，包括童工、童婚、儿童奴役、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强奸儿童。
随着时间推移，可以建立一个报告制度，以便审查卫生和教育政策对世界上最边缘化的男孩和女孩所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可以提供有力证据，支持将普及义务教育视为理想机制，不仅用于终止教育排斥，也用于终止童工和人口贩运、早婚以及对女孩的歧视。
另一项进展或可随之而来。十年前，格拉萨·马谢尔成功说服联合国安理会建立一套报告制度，报告 冲突地区的儿童遭受暴力的情况。当时，各方同意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一职，并以制裁威胁作为其工作的后盾。如今，应设立一个类似职位，以同样的报告和制裁制度为支撑，专门关注儿童的其他权利。
下个月，萨蒂亚尔蒂和女孩权利倡导领袖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将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提醒世人，一场儿童权利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越来越由年轻人领导。事实上，年轻人对成年人未能履行本应对儿童承担的职责感到失望，正纷纷设立无童婚区、成立反奴役团体，并组织教育权利宣传活动。这些举措——包括孟加拉国的20个无童婚区、尼泊尔的卡姆拉里论坛，以及埃塞俄比亚大学生的黄色运动——或许尚未在推特和脸书上成为热门话题，却正在吸引全球数百万年轻人参与。
如今， 全球反童工行动、 女孩不做新娘和 世界校园 携手支持 #UpForSchool请愿活动，将普及教育与终止对儿童的剥削联系起来。预计在接下来的数月里，190个国家的青年团体将收集签名，有望创下签名数量的新纪录。
但我们不能只阅读并签署请愿书。我们必须认识到，如今为保障儿童权利而开展的运动，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民权斗争——并竭尽所能予以支持。
作者：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兼财政大臣，现任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
图片：2013年12月23日，叙利亚难民儿童在安曼营地上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