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日益增多。诸如“占领华尔街”之类的抗议运动，对银行家的过度行为感到愤怒；抗议者认为，银行家应对当前经济危机负主要责任，却显然没有被追究责任。如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表达对反资本主义活动的声援，这也反映了公众普遍感受到的挫折与不满。
毫无疑问，这些反资本主义抗议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但仅仅谴责资本主义无可否认的过度行为并不足够。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以目前的形态已不再适应我们周围的世界。
危机于2009年1月开始时，我在达沃斯的开幕演讲中说：“如今，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在追问，怎么会有人在贪婪或无能的驱使下作出决策，而且缺乏有效监督——这些决策造成了可怕后果，不仅影响全球经济，也伤害了真实的人们，他们失去了养老金、家园或工作。他们感到茫然、困惑、害怕和愤怒。”当时，人们预期这场危机会促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评估整个商业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如今将近三年过去了，我们仍未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导致我们陷入危机的制度多年来早已过时。如果我们继续否认改革制度的必要性，就无法从长远角度克服危机。资本主义需要改革有三个原因：
资本主义失去了平衡。相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用，虚拟资本被用于投机的规模已膨胀到不合理的程度，如今更已失控。为平衡风险而进行的金融操作是必要的，但以投机本身为对象的交易则不是。
在资本主义的原始制度中，两者有着明确区分：企业家承担投资风险，因此获得利润作为回报；经理的专业职责则是着眼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保障公司的长远未来。由于奖金制度过度膨胀，经理的利益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扭曲了这一制度。这是当前局势最根本的问题：过高的薪酬严重损害了经理的职业操守。
在当今全球经济中，资本不再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创新理念或无形服务，而较少取决于资本。此外，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的总体关注重点正从数量转向质量。未来的经济成功将不再由资本决定，而将取决于“人才”这一生产要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人才主义”。
如果世界各地的抗议被用作阶级斗争的手段，就会带来危险。但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推动力，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从而对制度缺陷采取必要的纠正行动。
最重要的是，经理的工作必须重新回归专业化。如今人才已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公司常以此为由支付高得离谱的薪酬和奖金。但人才不仅是经理这一职业的关键因素，也是任何工作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杰出的教师应该比平庸的经理收入低？为什么享誉世界的外科医生应该比全球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收入低？理想情况下，每个人的收入当然都应与其责任和表现相称。但职业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使命感，而不只是获利的欲望。将经理与风险承担者分开，也能遏制这类金融交易：利润归个人受益，风险却由全体承担，这意味着一旦出错，普通纳税人就必须背负损失。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从过度的资本主义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社会责任和义务不再只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