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保安告诉我,他不知道自己每周能挣多少钱,因为公司总在变更他的排班和工资。“他们根本不在乎,”他说。
上周,我在达拉斯沃思堡机场遇到一位旅客。她说自己在那里已经等了八个小时,但负责她行程的航空公司不愿帮她寻找当晚起飞的其他航班。“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她说。
几周前,我在北卡罗来纳州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自己已经不再投票,因为民选官员对像他这样的普通人的想法和诉求毫无回应。“他们不听,”他说。
这些现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美国各地旅行时,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都感到极度无能为力。
我们工作的公司、我们消费的商家,以及我们参与的政治体系,似乎都变得不那么负责任了。我一再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不在乎;我们的声音无足轻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选择比过去少了。在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如今我们都只能接受或放弃。
公司把员工当作可随意丢弃的齿轮,因为大多数劳动者别无选择。他们需要工作,只能接受能找到的工作。
尽管就业岗位正从大衰退的低谷中恢复, 劳动力中 实际就业的比例仍低于三十多年来的任何时候——也就是大批中产阶级妻子和母亲开始从事有偿工作之前。
因此,公司可以有恃无恐地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解雇员工,以兼职和合同工取代全职岗位,还可以削减工资。大多数劳动者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消费者觉得自己受到怠慢、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的选择也变少了。
例如,美国航空业已经整合为少数几家大型航空公司,它们瓜分航线,并串通操纵票价。2005年,美国有九家主要航空公司。如今只剩 四家。
整个经济领域的情况大致如此。 百分之八十 的美国人只能由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通常是康卡斯特、AT&T或时代华纳。
最大型的银行变得大得多。1990年,最大的五家银行仅持有全部银行资产的10%。如今,它们持有近 45%。
大型健康保险公司规模更大了;大型医院连锁集团大得多;最具影响力的数字平台(亚马逊、Facebook、谷歌)则庞大无比。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消费者选择减少,因而权力也随之减弱。
我们的投诉石沉大海。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找不到可以投诉的真人。自动电话菜单冗长得没完没了。
最后,作为选民,我们觉得没有人在倾听,因为政客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少。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选举中,超过 85% 的国会选区被认为是现任议员的“安全选区”;只有3%的选区胜负难料。
在总统选举中,如今只有少数几个州被视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有可能获胜的“摇摆州”。
因此,候选人自然会在那里竞选。大多数州的选民很少能见到他们。这些选民的选票确实被视为理所当然。
即使在胜负难料的选区和摇摆州,大量资金涌入也让普通选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所有这些方面,无能为力都源于缺乏有意义的选择。大型机构不必回应我们的诉求,因为我们无法通过转向竞争对手来惩罚它们。
而且,我们也没有响亮的制衡声音迫使它们倾听。
五十年前,三分之一的私营部门员工加入了工会。这赋予员工议价能力,使他们能够获得经济增长成果中的重要份额,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并拥有发声渠道。如今,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不到7%。
20世纪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消费者运动要求产品安全、价格低廉,并要求采取反垄断措施,打击垄断和商业串通。如今,消费者运动已趋于沉寂。
几十年前,政党在地方和州层面根基深厚,让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能够对党纲和提名人选发声。如今,两大主要政党已演变为庞大的全国性筹款机器。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仰赖大多数人相信这个体系正在为他们发挥作用。
但是,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劳动者、消费者和选民——日益感到无能为力,这让大多数人相信,这个体系只为上层人士发挥作用。
本文与 罗伯特·赖克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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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赖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校长教授,也是布卢姆发展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
图片:乌云掠过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中心。路透社/卡洛斯·巴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