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悖论：如果你不擅长某件事，你很可能也缺乏评估自身表现的能力。而且，如果你对某个主题知之甚少，就不太可能意识到自己知识匮乏的程度。
在 科学搜索引擎 中输入任何关键词，都会出现数量惊人的已发表文章。“气候变化”有238,000条结果；“烟草肺癌”有14,500条；甚至鲜少有人喜爱的 “Arion ater” 也有颇为可观的245篇相关文章。
各领域的专家都深知知识版图之广阔。问任何一位学者，他们很可能都会承认，与可知的知识相比，自己所知甚少——这种认识或许可以追溯到 孔子。
问题就在这里：要知道还有多少东西值得了解，首先得具备一定的知识。如果你一无所知，也就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这一悖论催生了实验心理学中的一项著名发现，即 邓宁-克鲁格效应。这一效应以贾斯廷·克鲁格和大卫·邓宁命名，源自他们于 199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人们实际表现越差，对自身表现的高估就越严重。
逻辑能力处于后12%的人（也就是说，100人中有88人的表现比他们好），却认为自己的表现位列整体分布的前三分之一。与之相反，那些表现出色、胜过86%同侪的逻辑能力强者，却认为自己大约只排在整体分布的前四分之一，因此低估了自己的表现。
无知与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有关，而专家对自己的表现则过于谨慎。这一基本发现已在许多不同情境中 多次得到重复验证 。几乎毫无疑问，这是人类行为的一项基本特征。
自信与可信度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在他人眼中，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最重要的依据是其自信程度。对专家证人可信度的研究发现，专家表现出的自信是判断其可信度的 最重要决定因素 。人们对可信度的判断，近一半可以用专家看起来有多自信来解释——这一因素的解释力超过任何其他变量。
这是否意味着，表现最差、因而最过度自信的专家，比表现最佳、但显得不那么自信的专家更容易受到相信？根据现有数据，无法排除这种相当令人不安的可能性。
但即便不考虑这种极端可能性，自信与专家可信度的数据也引发了另一个担忧。在气候变化这类存在争议的领域，邓宁-克鲁格效应及其连带后果可能扭曲公众对科学实际状况的认知。
例如，科学界压倒性地认同：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改变地球气候。这一共识体现在 超过95% 的科学文献中，发表相关论文的专家中也有相近比例——97-98%——持有这一共识。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少数持异议研究者的“相对气候专业知识和科学声望” “明显低于认同这一观点的研究者” 。。
鉴于媒体未能 认识到（虚假的）平衡本身就是（实际的）偏见，那么，当他们受邀在电视上阐述观点时，谁会显得格外自信？没错，就是那位与气候专家搭档“辩论”气候科学、并认为 炽热的砖房 会导致全球变暖的反主流博客作者。
“我不是专家，不过……”
真正的专家——也就是在自身专业领域的同行评审文献中发表论文的人——应如何应对邓宁-克鲁格效应、媒体未能认识到“平衡”就是偏见，以及公众把表现出的自信当作可信度线索等问题？
根据研究发现，我们建议采取两个步骤。
第一步着眼于气候变化领域普遍存在的科学共识。正如我们其中一人所展示的， 公众对这一共识的认知至关重要 ，它决定着公众是否接受科学事实。
当人们认识到科学家对气候问题看法一致时，他们也会承认问题确实存在。正因如此，乔治·梅森大学气候变化传播中心的埃德·迈巴赫及其同事 最近呼吁气候科学家 澄清事实，告知公众：科学界已有共识，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澄清事实”就是在倡导某种立场。我们并不同意；分享知识并非倡导，进而，分享支撑这些知识的强大共识也不是倡导。就气候变化而言，这只是让公众了解一项 在媒体上遭到广泛歪曲的事实。
公众有权知道气候变化领域存在科学共识。公众如何运用这一知识由他们自己决定。只有当科学家基于这一共识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时，才算越过了倡导的界线。
将准确的科学知识引入公共辩论和决策的第二步，恰恰涉及科学建议与倡导之间的界线。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但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些实证证据表明，公众希望科学家做的不只是分析数据、把政策决定留给他人。
相反，公众希望科学家与管理者及其他人士密切合作，将科学研究成果 融入管理决策。从科学家、管理者到利益团体，所有利益相关方似乎都同样认同这一看法。
倡导还是理解？
在一篇 近期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写道：“减少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唯一明确办法，就是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这算是在倡导某种立场吗？
并非如此。我们的说法类似于：“降低肺癌风险的唯一明确办法就是戒烟。”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都指出了科学共识与个人或政治行动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倡导任何具体应对措施。毕竟，如果烟草带来的享受胜过过早死亡的威胁，吸烟者或许愿意欣然接受肺癌风险——但吸烟者必须基于关于烟草的科学共识，作出知情决定。
同样，全球公众或许会决定照旧行事，欣然接受对子孙后代造成风险——但他们应充分了解现有气候变化科学共识所揭示的风险，再作出这一决定。
一些科学家 确实会倡导具体政策，尤其是当他们的职业生涯已不再局限于开展科学研究，且承担了新的或额外的政策或领导职责时。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谨慎地将言论限定在科学证据之内。在这些情况下，质疑毫无根据的倡导指控至关重要，因为这类指控会使专家的声音遭到边缘化。
把向公众简单分享科学知识描绘成倡导行为，会产生有害影响：噤声科学家，或将他们的专家意见排除在公共辩论之外。其后果是，公众无法接触科学证据，民主进程也会失去这些证据。
但在一个特定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倡导者：我们倡导领导者认识并理解这些证据。
我们认为，如果政客 声称自己不是科学家，同时又错误地声称科学界不存在共识，就不可能针对气候变化作出审慎的政策决定。
我们倡导领导者在作出决定并说明理由时，负有道义上的义务，应以现有最佳科学、社会和经济认知为依据。
本文由 The Conversation
合作发表。作者：斯蒂芬·莱万多夫斯基，布里斯托大学认知心理学系主任；理查德·潘科斯，布里斯托大学生物地球化学教授、卡博特研究所所长。
图片：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创作的巨型太阳装置，是其“天气计划”作品的一部分，展出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2003年10月15日。路透社/彼得·麦克迪亚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