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近期新闻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前景，其中一则有助于解释另一则。
第一则是 报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周一发布该报告，估算全球化石燃料每年获得的补贴高达5.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5%）。
第二则是中国煤炭产量和使用量持续下降，这一趋势始于2014年。 最新报告 显示，2015年4月中国煤炭产量较2014年4月下降了7.4%。
要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有必要看看IMF是如何得出这一估算的。
煤炭的真实成本
这项估算有一部分涉及传统意义上的补贴：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关政策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廉价烹饪燃料。
然而，估算补贴的大部分源于实际化石燃料价格与另一种价格之间的比较：如果化石燃料使用者承担与使用化石燃料相关的全部成本（包括污染成本），并像其他商品一样缴纳一般销售税（如商品及服务税GST），那么价格本应达到的水平。
以此为出发点，IMF确定了四种主要补贴形式：
传统或“税前”补贴，即由公共财政支付给化石燃料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款项，这些款项造成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
当燃油税收入低于提供（免费通行的）道路网络的经济成本时，驾车者获得的补贴
未能对“本地”空气污染成本适当征税，例如汽车产生的烟雾以及燃煤造成的颗粒物空气污染
未能对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成本适当征税。
在这些补贴中，前三项成本由相关国家的民众承担，表现为政府预算负担，或污染造成的不良健康影响；第四项成本则由全球承担。因此，若仅从国内政治层面计算，前三类成本必须与廉价燃料带来的政治收益权衡。
IMF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与经济学家Nicholas Muller、Robert Mendelsohn和William Nordhaus此前针对 美国所做的研究相呼应——是第三类成本，即烟雾和颗粒物污染，远远高于其他成本。在这一类别中，煤炭颗粒物排放造成的成本最大。
由此可见，即使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燃烧化石燃料的成本在许多情况下也超过其收益。因此，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尤其是煤炭使用，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煤炭热潮正在消退
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明显。中国人口稠密、严重依赖煤炭，且拥有大量效率低下、维护不善的发电厂；其城市空气污染程度位居世界最严重之列，据估计每年导致超过 50万人死亡
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下，只要工业需求和快速增长的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占据首要地位，这些成本就可能被忽视。
另一方面，一旦空气污染问题变得迫切，政府便能推行变革；在政治阻力较大的民主程度更高、权力更分散的体制中，这些变革可能难以实施。其中包括 今年关闭1,000多座煤矿 ，以及关闭全部四座 为北京供电的燃煤发电站。
澳大利亚政府和政界仍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他们将中国煤炭需求下降视为暂时的反常现象，认为需求在整个2020年代仍会持续增长。即使中国煤炭使用量最终开始下降，人们也预计印度将取而代之。
IMF分析的逻辑却指向相反结论。燃煤的 未计价成本 在德里与北京同样高，而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意味着这些成本将被纳入考量
印度已经开始 对煤炭征税 ，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IMF的分析表明，这是正确的政策方向，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可再生能源的扩张能力还不足以满足印度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因此煤炭使用量可能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上升。但太阳能和风能热潮的全球经验表明，没有任何制约会长期持续。几年之内，印度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的愿景很可能实现。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如今正在消退的煤炭热潮不会重演。展望未来，我们近乎无限的风能发电能力，尤其是太阳能发电能力，很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能源优势。
本文由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布。请阅读 原文。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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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Quiggin，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图片：德国东部科特布斯附近的湖面映照出瓦滕福尔公司亚恩施瓦尔德褐煤电站冷却塔上方升腾的蒸汽。路透社/Pawel Kopczyn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