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每四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贡献时间做志愿服务，每两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向慈善机构捐款。[1] 既有研究记录了此类捐赠的潜在动机：帮助他人会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人们重视在他人眼中显得友善；也希望遵循社会规范。[2] 这些动机以及标准经济学模型，或许都能轻易解释慈善捐赠中的一个常见发现——当捐款影响较小的风险增大时，个人会减少捐赠。然而，在我的求职论文 Exley（2014）中，我考察了另一种机制是否也起作用：人们是否会把捐款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当作不捐赠的借口？
考虑到人们经常被要求捐赠——超过50%的成年人表示，过去一年中被要求捐赠的次数超过三次——个人可能希望找到不捐赠的借口，似乎并不奇怪。[3] 鼓励个人“明智捐赠”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可能促使人们把风险当作不捐赠的借口，因为捐款可能毫无效果这一点或许会更加显眼。既有研究还表明，与借口大体相关的动机确实具有重要性。[4]
是否有证据表明，人们会把风险当作不捐赠的借口？
考察个人的慈善捐赠决定时，或许很难区分由借口驱动的反应与其他对风险的反应。考虑慈善捐赠时，风险程度本身甚至也可能难以界定。
因此，我先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考察个人如何应对客观风险；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控制条件，之后我才转向慈善捐赠中更常见的风险情境。在这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做出一系列真实决定，这些决定会转化为个人收益或慈善机构收益。参与者的报酬由研究经费资助：选择个人收益，他们可以获得现金；选择慈善机构收益，则可以向美国红十字会捐款。
在一些决定中，个人被要求必须捐赠——他们要在有风险的慈善机构收益与无风险的个人收益之间做选择。无风险的慈善机构收益意味着慈善机构总能收到一笔特定金额；有风险的慈善机构收益则意味着慈善机构只有在某个已知概率下才能收到这笔特定金额。不同决定所涉及的金额和风险水平（即概率）各不相同。不过，重要的是，由于个人必须捐赠，他们无法把风险当作不捐赠的借口。因此，我发现：
当借口不再起作用时，面对较高的慈善捐赠风险，个人表现得相对中性。
在其他决定中，个人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他们要在有风险的慈善机构收益与无风险的个人收益之间做选择。有风险的慈善机构收益与前述相同：慈善机构只有在某个已知概率下才能收到一笔特定金额。然而，选择个人收益后，个人现在可以为自己获得一笔特定金额的现金。因此，个人可能过度看重慈善捐赠风险，或者把选择有风险的慈善机构收益可能导致实际捐款为零这一可能性，当作不捐赠的有力借口。与这种由借口驱动的风险反应一致，我发现：
当不捐赠的借口可以发挥作用时，个人对较高的慈善捐赠风险表现出明显的厌恶。
该研究中个人在其他决定上的额外结果，进一步限制了非借口驱动解释的适用范围。首先，个人似乎会把个人收益方面的风险，而不仅仅是慈善捐赠风险，当作不捐赠的借口。其次，在另一项由 Dana 等人（2007）提出的“道德回旋余地”任务中，对风险做出由借口驱动反应的个人，也表现得更受借口驱动。
由于这些结果支持确有由借口驱动的个人“类型”存在，慈善机构或许可以利用潜在捐赠者类型的这种异质性。我因此又开展了一项应用研究，以考察在实验室之外常见的情境中，由借口驱动的反应是否同样重要。具体而言，我发现，较低的慈善机构绩效指标会表明捐款遭到无效或低效使用的风险更高，而个人对此会减少捐赠。这些指标包括：
特许学校较低的大学入学率，
动物收容所较低的成功率，以及
慈善机构较高的管理费用率。
如果个人可以用这些指标作为不捐赠的借口，捐赠减少幅度还会更大。
鉴于这些结果，慈善机构可以如何受益？
鉴于这些结果，慈善机构最大的收益或许来自于为不同类型的潜在捐赠者提供不同的筹资机会。例如，与曾经捐过款的人相比，新的潜在捐赠者可能更容易找借口不捐。慈善机构因此可以向曾经的捐赠者筹集风险较高项目的资金，并向新的捐赠者筹集风险较低、因而不捐赠的借口不那么显眼的项目资金。[5]
或者，慈善机构可以通过向捐赠者保证捐款的具体用途，减少不捐赠的借口。这或许有助于解释 Gneezy 等人（2014）最近的一项发现——当个人确定捐款不会用于管理费用时，捐赠会增加。
最后，一个常见发现是，个人不愿花时间或金钱去了解捐款的“最佳”方式。[6] 既有文献认为，人们可能会回避这些信息，因为他们在意自己是否觉得做了好事。也可能有些人会刻意回避或寻找慈善机构的某些绩效信息，以便找到不捐赠的借口。这种可能性引出了一个值得未来研究探讨的问题：慈善机构绩效信息的最佳公开程度是什么？
参考文献
Andreoni, J（2006），“第18章 慈善事业”，载于 S-C Kolm 和 J Mercier Ythier（编），《捐赠、互惠与利他主义经济学手册》，第2卷：应用，Elsevier：1201–1269。
Dana, J、R A Weber 和 J X Kuang（2007），“利用道德回旋余地：证明公平偏好是一种错觉的实验”，《经济理论》33：67–80。
Exley, C（2014），“慈善捐赠中的自私开脱：风险的作用”，工作论文，斯坦福大学。
Gneezy, U、E A Keenan 和 A Gneezy（2014），“避免对慈善管理费用的厌恶”，《科学》346(6209)：632–635。
Haisley, E C 和 R A Weber（2010），“利他行为中对模糊性的自利性解读”，《博弈与经济行为》68：614–625。
Hope Consulting（2010），“公益之资：美国个人捐赠者与投资者的影响力投资和慈善捐赠市场”，技术报告。
Karlan, D 和 D H Wood（2014），“有效性的影响：在直接邮寄筹款实验中，捐赠者对援助有效性的反应”，NBER 工作论文 20047。
Konow, J（2000），“公平份额：分配决策中的问责与认知失调”，《美国经济评论》90(4)：1072–1092。
Niehaus, P（2013），“善意理论”，工作论文。
Null, C（2011），“温暖光环、信息与低效慈善捐赠”，《公共经济学杂志》95：455–465。
Vesterlund, L（2006），“人们为何捐赠？”，载于 W W Powell 和 R Steinberg（编），《非营利部门：研究手册》，第2版，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568–587。
注释
[1] http://www.volunteeringinamerica.gov/infographic.cfm， http://www.givingusareports.org/。
[2] 关于这些理由及其他理由的概述，参见 Vesterlund（2006）和 Andreoni（2006）中的综述。
[3] 结果来自我于2014年9月至11月开展的一项 Google 消费者调查。505人回答了以下问题：“过去一年中，大约有多少次有人要求您——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其他方式——向慈善机构捐款？”51%的受访者回答“3次或以上”。
[4] 例如，参见 Konow（2000）、Dana 等人（2007）以及 Haisley 和 Weber（2010）。
[5] Karlan 和 Wood（2014）的结果表明，采用类似的筹资对象策略，针对过去捐款金额较大的捐赠者与较小的捐赠者，可能会有益。
[6] 例如，参见 Hope Consulting（2010）、Null（2011）和 Niehaus（2014）。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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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ristine L. Exley 将于2015年春季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专攻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
图片：2013年7月5日，一名员工在新德里一家私人货币兑换办公室内清点印度卢比纸币。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