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han Wolfe 是 斯坦福大学 人类生物学客座教授,并担任Metabiota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专注于微生物威胁检测。他同时也是世界经济论坛青年全球领袖。他的新书《The Viral Storm: Dawn of a New Pandemic Age》由Times Books出版。“病毒猎人”Nathan Wolfe教授表示:“我们在禽流感中侥幸脱险,但下一次未必如此幸运。” 本次访谈由世界经济论坛 Risk Response Network负责进行。
这让您感到担忧的原因是什么?您看到了哪些预警信号?
所有现代传染病的重大爆发都源于野生动物:HIV、SARS、大流行性流感疫情、埃博拉。尽管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购买的肉类已预先分割并经过收缩包装,但仍有许多地区人类与动物的接触非常频繁。我们有工业化规模的农场和屠宰场,世界各地仍有猎人在捕猎野生动物——在中非是为了获取重要的蛋白质,在美国则是为了运动。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我们可以在24或48小时内抵达世界任何地方。病毒搅动的局面不断加剧:任何跨越物种传播给人类的病毒,都有可能以惊人的速度抵达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病毒究竟是如何首先传染给人类的?
方式多种多样:人们吸入患病动物呼出的气体,通过皮肤接触,或通过血液接触(猎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影响)。最令人担忧的是,病毒随后发生变异,从而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
您如何追踪新病毒带来的风险?
我的工作使我从中非热带雨林的猎人营地,走到东南亚的野生动物市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让野味猎人充当留意新病毒的“哨兵”。在喀麦隆,我的团队为猎人提供基础卫生培训,然后给他们小块滤纸,用于采集他们所猎取动物的血液——例如野猪、蛇和猴子。样本随后在实验室中进行分析,使我们能够掌握“病毒噪声”的情况,即病毒向人类群体的“传播信号”,从而有可能及早发现它们。我们发现了全新的逆转录病毒(即HIV所属的类别)以及新的痘病毒(天花的近亲)。我们已识别的若干病毒尚未传播,或虽已传播但范围并不大。不过,它们仍有可能沿着伐木道路进入城市,再传播到世界各地。中非发生的事情,不会只局限于中非。
另一种管理风险的新方法是数字流行病学,即监测博客、新闻推送、Twitter以及搜索引擎趋势等信息,以提供有关新疫情的实时情报。我所经营的公司Metabiota正与世界各国合作开展此类生物监测工作。
如果一种危险的新病毒实现了跨物种传播,局势将如何演变?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生物的性质。有些病原体传播非常迅速,例如导致2009年所谓“猪流感”大流行的H1N1。其他病原体则传播得慢得多,例如HIV。大多数人并不知道,HIV的大部分传播发生在感染者感染后的最初几周内:病毒大量复制,血液和体液中出现高密度病毒颗粒,但随后免疫系统将其控制,病毒便消失,直至发展为艾滋病。症状要数年后才会出现。这类疫情可能极其可怕。如果一种传播动态与HIV相同、但传染性略强的病毒在六个月前进入人群,那么它很可能已经在全球扩散,而我们却浑然不觉。
谁受到的影响最大?
这些病毒存在和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一般而言,不言而喻,医疗质量更高、监测能力更强的地方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即便是拥有最优质医疗体系的人群,也不应有安全感。这些病毒不尊重政治边界,也不尊重社会经济界限。任何你选择的人群都可能受到影响。例如,频繁乘机出行的人群更容易受到某些呼吸道病毒的侵袭,因为搭乘飞机时,你只能与其他所有人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对新一轮大流行的准备程度如何?
我们的准备非常不足。H1N1,即“猪流感”,就是媒体和公众很容易误判的一个例子。普遍看法是公共卫生当局反应过度,甚至有人质疑它是否应被称为大流行。事实上,这是一场了不起的大流行:从几乎无人感染,到据一些估计,一年之内便影响了全球10%的人口。为了说明其影响力,H1N1的传播范围比Facebook还要广。对于那些认为它并不致命的人而言:它杀死的感染者比例很低,但由于感染人数众多,据估计有超过10万人死亡。将其与9/11等其他灾难性事件相比,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数字。事实上,那些被指责反应过度的公共卫生系统,也未能阻止病毒的传播。即便死亡率名义上仅略高一些,我们谈论的就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该病毒。人们认为它没什么大不了,但在我看来,我们是侥幸躲过了一劫。
本世纪我们遇到类似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规模的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非常有可能,只是其表现会大不相同。西班牙流感估计导致的超过4000万例死亡中,有一部分与继发性微生物感染有关,而如今我们在治疗此类感染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死亡率为10%至20%(包括随后细菌感染导致的死亡),不过相关估算较为复杂。相比之下,类似禽流感的病毒即便按照保守估计,也会导致感染者中约30%至40%死亡。目前仍有大量病毒可能比西班牙流感致命得多。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为之做好准备、我们为系统注入多大的韧性,以及人们能否超越24或48小时的新闻周期,认识到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现象。
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拥有的工具正在大幅增加:至少在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口袋里都装着一台联网电脑。收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关键在于与政府及其他机构合作,确保这些信息被转化为迅速且恰当的行动。
此外,还需解决世界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使人们不必依赖野味作为唯一可获得的蛋白质来源。既然我们知道HIV是由猴子传播而来的,那么如今仍容许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猎杀它们充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还需要在监测方面撒下极为广泛的网,在这些新病毒传入血库、性传播网络以及航班之前将其发现。
您是否曾因工作而感到个人面临风险?
这些年来我感染过多种病原体,但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喀麦隆感染了恶性疟原虫疟疾(falciparum malaria),这是最致命的一种。我回到美国后才意识到自己已被感染,令人惊讶的是,那里的医疗质量实际上比喀麦隆还要差。这段经历让我对那些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又无法获得预防性药物的人们,深怀敬意。
图片:香港一个市场中,一只鸡在该区域被宣布为感染区后即将被宰杀。REUTERS/Bobby Y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