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减记”是否过高?

阿根廷的“减记”是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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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至2013年间,全球经济中发生了24起主权债券违约和债务重组。据穆迪(2013:6):

“主权债务重组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往往非常巨大……此外,主权债务损失围绕平均值的波动幅度极高——损失比例低至5%,高至95%。”

是什么导致“减记”幅度如此悬殊?例如,为什么乌拉圭债券投资者在2003年遭受的减记为7%,而投资邻国阿根廷债券的人在2005年的损失却超过75%?

在一篇近期论文(Edwards 2015)中,我使用180起债务重组的数据——包括主权债券和主权银团银行贷款——分析回收率和减记幅度的决定因素。我利用实证分析结果,评估一些著名事件是否造成了“过高”的损失。我尤其关注2005年阿根廷债务重组;这一事件引发争议,并促成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正在改变外国债务合同的撰写方式。

这项分析秉承Grossman和Van Huyck(1988)提出的“可免责违约”模型。根据这一理论,主权债务从不会被拒绝偿还;当债务人面临(非常)糟糕的境况时,债务就会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能损失部分资金,但(几乎)不会血本无归。损失程度和减记幅度取决于冲击主权债务人的外部冲击有多严重。

背景

2001年12月23日,阿根廷债务违约。两周后,阿根廷比索贬值30%,为期十年的货币局制度和固定汇率试验宣告结束。[1] 2003年9月,阿根廷政府向投资者提出以新债券置换违约债券的方案。该提议被称为“迪拜准则”,意味着债务面值平均削减约75%。投资者不愿接受如此沉重的损失,要求更好的条件。此后双方展开谈判,并于2004年6月以“迪拜加码”为名正式提出一项与原方案非常相似的新提议。

债券置换窗口于2005年2月28日关闭时,76.2%的债券持有人已提交其违约债券,并接受新债券作为交换。[2] 2010年,阿根廷重新开放债券置换,并向此前未提交违约证券的持有人提供与2005年相同的条款。又有一批投资者决定置换债券。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安排——代表原始债务约7%的债券持有人决定保留旧证券,并争取更好的条件。2014年6月1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要求阿根廷向“拒绝置换者”付款。裁决后,拒绝置换者与阿根廷政府开始了紧张谈判。到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2014年7月30日,双方仍未达成协议;2014年8月1日,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宣布阿根廷违约。[3]

Cruces和Trebesch(2013)采用“净现值”方法估算,参与阿根廷2005年债券置换的投资者平均损失(不同债券的平均值)为76.8%。[4] 在 Edwards(2015)中,我调整了这一数值,将随新债券一同发行的GDP挂钩权证价值纳入考量。我的计算得出的减记幅度为74.8%。

国际比较

表1列出了完整样本(180起事件)及若干子样本的减记幅度汇总统计。我还列入了阿根廷2005年减记幅度的估计值。[5] 可以看到,阿根廷的损失显著高于所有事件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7%和32%),也高于任何一个子样本。[6]

表1. 1978–2010年减记幅度汇总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所有事件 37.0% 32.1% 27.3% 银行贷款 37.1% 37.6% 21.6% 债券置换 36.9% 31.7% 27.9% 非洲 46.5% 39.5% 29.4% 亚洲 32.6% 34.0% 17.9% 欧洲 30.0% 19.7% 26.4%

图1展示了180起事件的减记幅度直方图。阿根廷2005年的减记幅度(74.8%)以一条黑色竖线标示。对图1及其背后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分布呈“双峰”形态,意味着数据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总体。[7]

图1. 所有事件的减记幅度直方图

解释减记幅度

在 Edwards(2015) 中,我采用秉承Grossman和Van Huyck(1988)理论的实证模型,解释不同重组事件中“减记”幅度的差异。模型纳入了以下协变量:

(a) “恶劣境况”指数,按四类冲击之和计算:战争和政变、产出骤降、大幅贸易条件下滑以及货币危机;

(b) 重组债务与GDP之比;

(c) 该国是否为贫困国家;

(d) 债务置换时的若干全球经济变量(经济衰退、美国国债收益率);

(e) 用于反映重组性质的二元变量;以及

(f) 地区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令人满意,总体上与“可免责违约”模型一致。结果显示,遭受极其严重冲击的国家——包括经历战争、武装冲突、政变、产出骤降和贸易条件大幅恶化——最终承受的减记幅度高于未遭遇这些重大动荡的国家。极贫困国家和债务负担较重的国家也面临更大的减记幅度。无论变量定义、考察时期、模型设定还是估计方法(经White校正的最小二乘法或工具变量法)如何变化,结果都稳健。模型拟合度相当充分,R平方约为0.6。

阿根廷2005年的减记是否过高?残差分析

这些估计值可用于考察特定事件中的减记幅度是否符合模型预测,抑或过高或过低。本节将对2005年阿根廷债券置换进行这样的分析。

一个很好的起点是分析回归所得的拟合值。对于阿根廷2005年的债券置换,拟合值最低为36.0%,最高为60.1%,这一范围并未涵盖74.8%的实际减记幅度。采用不同设定进行的20次回归,其拟合值均值为47.1%,中位数为45.7%,标准差为7.3%。这些数值虽相当高——确实显著高于表1所列所有事件的均值和中位数(37%和32%)——但仍远低于阿根廷在2005年和2010年债务置换中强加给投资者的实际减记幅度。

我依靠两种“影响统计量”,正式考察阿根廷2005年事件在实证分析中是否属于异常值:R-Student标准化检验和DFFITS检验。为提供背景,我还分析了阿根廷两个邻国的债务重组事件残差:智利1984–1990年和乌拉圭2003年。此外,我也结合这些结果,简要讨论希腊2012年的债务重组。

我为阿根廷2005年事件计算了26项“影响统计量”。分析结果颇具启示性:在26项检验中,有21项将阿根廷2005年债务重组判定为统计异常值。[8] 图2以某一回归为例,展示了两种残差检验及其95%临界区间;详情见 Edwards(2015) 。根据R-Student标准化检验,只有三个事件属于异常值:阿根廷200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7年,以及乌克兰1998年。只有后者的残差为负,因此其减记幅度“异常偏低”。另一方面,DFFITS检验识别出四个异常值:阿根廷200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7年、科特迪瓦1998年以及伊拉克2006年。可以看到,阿根廷出现在两个名单中,这表明从比较角度看,2005年向投资者施加的减记幅度“过高”。

图2. 影响统计量和异常值

残差分析显示,智利1984–1990年债务重组的减记幅度“恰当”,即拟合值与实际减记幅度非常接近。乌拉圭2003年的债务置换也如此。此外,样本外预测表明,希腊2012年63%的减记幅度符合历史证据和实证模型;这一数值与Zettelmeyer等人(2013)计算的希腊实际“减记”幅度64%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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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bastian Edwards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Henry Ford II国际经济学教授

图片:布宜诺斯艾利斯9 de Julio大道全景,背景中可见方尖碑。路透社/Enrique Marc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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